江飞:苏童不得不面临的多重写作障碍
来源:《名作欣赏(上旬刊)》2016年第6期。       作者:江飞   时间:2017-04-13

      苏童、余华、格非等向来被认为是“先锋作家”,这不仅是对他们曾经作为“先锋派作家”的文学史意义上的肯定,亦是对其作为一个优秀作家的精神品质的褒扬。问题是,在世易时移的今天,我们应如何理解“先锋”(avant-Garde)?
“真正的先锋对自己的位置和价值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应该有圣徒的品格和精神。所以,真正的先锋永远是一如既往的。”苏童借吴亮的话说出了自己的“先锋”观,那就是“真正的先锋一如既往”,一如既往地在思想、精神、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中保持超越、突破、创新、求变的意识,一如既往地坚守自己的前锋位置、创造价值和文学信仰。就《桑园留念》到《黄雀记》这三十年的创作历程来看,苏童确实固执地做到了这样的“一如既往”:香椿树街、一群从未成熟的少年、“颂莲情结”、暧昧的颓败的历史、若即若离的现实、温馨而感伤的气息、富有诗意和韵味的叙事、纯净透明的语言,如此等等。如果说“先锋是一种精神、一种姿态和一种自由状态,代表艺术上的前卫、思想上的超前,代表探索与创新”,那么,我毫不怀疑苏童一直虔诚地在追求这种精神、姿态和自由状态,一直辛劳地奔走在探索与创新的前沿;但是,我又分明感觉到他还尚未抵达真正的“自由”之境,因为他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的障碍。
 
      比如个性风格的障碍。对此,苏童有着清醒的意识,他说:“一个作家在成功的同时也就潜藏着种种危险。成功往往是依靠作家的艺术个性和风格,但是所谓个性和风格很容易成为美丽的泥沼,使作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个性风格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然而反过来又会成为一种障碍和风格模式,导致其陷入一种自我胶滞状态。先锋作家首先要能实现对自我风格模式的突破和创新,“把自己打碎,重新塑造”,这不仅仅是勇气问题,更是心态问题。按其所言,“障碍来自枯萎的心态。如果我使我的每个故事都不同以往,每句语言都异常新鲜,每种形式一俟成立又将其拆散,那么我的创作会是多么富有活力,可惜的是这实在太不容易了”。如果我们能理解这种普遍的焦虑,那么,我们就能理解苏童在《河岸》转型之后,《黄雀记》为何选择回归。对于“知天命”的苏童而言,对传统和规范的逆反心理已然减退(《妻妾成群》便已带有回归传统的意向),与其说他放弃了“刻意求新”这件有效的进攻武器,不如说他决意要在“美丽的泥沼”里精耕细作,继续张扬个性情结,这既是迷途知返的自卫,也是审时度势的自信。余华之《兄弟》、马原之《牛鬼蛇神》、格非之“江南三部曲”,似乎也可作如是观。
 
      比如形式的障碍。如果说当年先锋派作家是以叙事革命—形式革命的方式释放被压抑的表意焦虑的话,那么,三十年后的这些先锋作家们大抵告别了这种“革命”,而转向了一种世俗故事的形式主义叙述。然而,他们所面对的悖论则在于:一方面他们不能放低形式主义的姿态,因为形式探索始终是先锋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即使自1989年之后先锋派作家形式探索的势头明显减弱,转而讲述“历史颓败”的故事,他们也依然追求一种避免平庸的“有意味的形式”,更何况“对形式的探索依然是中国文学最缺乏的,依然是先锋文学未尽的使命”;另一方面,为了与大众调和,他们又必须直面当下现实,讲述世俗故事,这要求他们必须放低形式主义策略,建立合乎大众接受习惯的讲述故事的方式。对于习惯了回避现实和讲述“暧昧”历史的昔日先锋派作家而言,这同样是一种颇有难度的“探索实验”。尽管苏童、余华、格非等在新世纪以来的小说中依然不放弃形式探索,但是在形式与内容、“讲一个好故事”与“讲好一个故事”之间还尚未达到和谐统一,余华的《第七天》遭受了强烈的质疑即是明证。而对于苏童来说,尽管其讲故事的能力无人怀疑,但需要提防的是,对形式的高标准、严要求,在满足自我表达欲求的同时,也可能会形成一个足以自陷的漩涡。
 
      其中,语言更是一个障碍重重的话题。当年先锋派作家(尤其是孙甘露、北村等)对语言实验的沉迷,可以说是意识形态整合功能衰弱、文学从社会中心退居边缘(文学向内转)的必然选择;而在文学愈加边缘化、意识形态整合功能再次强化的今天,语言已丧失了实验所需的“天时地利人和”,它不得不放下纯粹的“文学性”诉求,而俯就大众、市场、媒体以及意识形态的需求或要求。这让我禁不住想起写作《摩西与亚伦》的勋伯格曾说的一句话:“我们的语言已经失败了,艺术既不能阻止野蛮势力,又不能表现说不出口的经验。”于是,语言陷入滔滔不绝的“沉默”之中。那让语言失败的“野蛮势力”迫使先锋作家们得听一听“将令”(这是最初作为军事术语的“先锋”的题中应有之意),寻求安全的话语表达策略,寻求各种抒情的、隐喻的、意象的或者寓言的、魔幻的“道具”,把自己关进“语言的牢笼”,把“谜底”隐藏于“谜面”之下,然后请读者猜谜。对于那些不善于猜谜或早已丧失了猜谜兴趣的普通读者来说,这样的阅读自然是无功而返的;而对于那些不喜欢猜谜或不愿意猜谜的专业读者来说,如此曲折隐晦、躲躲闪闪的语言又是很不过瘾的。
 
      由上,我们或许可以理解苏童为何是“一个有局限性的小说家”,然而,这种“局限性”又岂是其所独有?在我看来,尤奈斯库那句深入人心的话——“先锋就是自由”——从来都是一面蛊惑人心的流动的旗帜,它飘荡在三十年前,也飘荡在三十年后,曾经意气风发的旗手如今两鬓斑白,而受其影响的“70后”作家转眼又成为新的开路“先锋”。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仔细想想,所谓“自由”其实就是努力摆脱不自由的自由,所谓“先锋”也就是在不自由的“世界”(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中不放弃追求自由的一种人格与精神,即使戴着枷锁,也要尽情舞蹈,努力成为巴赫金所称道的具有独立性、主体性和自我意识与思想的“自由的人” 。在不确定的现在与未来,可以确定的是,无论哪个时代,无论现实如何无情,我们都不能否认“先锋”与“先锋文学”的重要性,因为先锋文学“绝对是一个健康的社会文化结构中所不可缺少和具有重要意义的。如果整个社会的文化传统是由那些娱乐性的文化快餐所构成,表面上看起来热热闹闹,骨子里却是肤浅和俗套,那才是真正的文化悲哀;另一方面,即使古典文化在社会文化构成中占据了主流,也不应该排斥先锋文化应有的地位和意义,否则很难说这样一种文化是富于活力的”。也就是说,先锋文学的重要性正在于其具有文化精神的内涵,肩负思想启蒙的作用,这种建设性和开拓性是最值得肯定的,正如《黄雀记》隐秘地揭示出“丢魂时代”的精神问题,为我们召唤灵魂、安放灵魂提供了可能,值得肯定并深刻反思。
 
      现实无情,先锋有意。面对自我阐释能力极强的苏童,任何阐释都可能是一种“误释”,但即使是苛刻的“误释”,也必将表明批评者对其人其作的热爱与期待。许多年前,苏童曾在一篇创作谈《寻找灯绳》中说过:“小说是一座巨大的迷宫,我和所有同时代的作家一样小心翼翼地摸索,所有的努力似乎就是在黑暗中寻找一根灯绳,企望有灿烂的光明在刹那间照亮你的小说以及整个生命。”“在黑暗中寻找一根灯绳”,这是写作的目的,亦是生活(生命)的动力。无论是在文学的“黄金时代”,还是在“后先锋”的消费时代,无论是在坚持民族性和传统性的途中,还是在通向世界性和现代性的路上,总有“灿烂的光明”在引导我们穿越小说和生活的迷宫,正如“黄雀”一定潜伏在“螳螂”身后,悄无声息,却始终存在。
 
作者简介: 江飞,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西比较诗学、美学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散文集《纸上还乡》《何处还乡》。
编辑:张玲玲,sdz110803@163.com
 
联系我们
热线电话

上旬刊:
     0351-5256557

中旬刊:
     0351-5256560

下旬刊:
     0351-5256558

邮购:
     0351-5256556
     0351-5256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