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 | 赵稀方:世纪刘以鬯
来源:《名作欣赏》2018年第6期       作者:赵稀方   时间:2018-06-18

 

  【编前语】香港著名作家刘以鬯先生本月8日下午2时25分在香港东华东院逝世,享年99周岁。刘以鬯先生一生致力于推动香港文学发展,他的离世引发社会各界的缅怀。

  我刊本期(2018年第6期)的“香港文学研究专栏”正好刊登了中国社科院赵稀方先生的《世纪刘以鬯》一文,赵先生说这篇文章是对刘先生百岁诞辰的“庆贺”,而令人遗憾的是,刘先生在本文与读者见面前几天,走完了他一个世纪的生命旅程。今天,当我们把这篇文章发布出来时,它已成为对先生的纪念!

  来源:《名作欣赏》2018年第6期

  刘以鬯1918年出生,今年正好百岁诞辰,很值得庆贺。从香港角度看,刘以鬯1948年离沪到港,今年正好七十年,堪称文坛常青树。刘以鬯经历了1949年后香港文学的每一个阶段,并且都担当重要角色,发表优秀作品,堪称香港文学的化身。

  一

  香港最早的现代主义思潮,开始于1956年2月面世的由马朗创办的《文艺新潮》。人们多以为刘以鬯与《文艺新潮》并无关系,其实不然。刘以鬯在《文艺新潮》第14期上发表过“四短篇”。这“四短篇”在目录上被置于首篇,压过了排在第二的李维陵的力作《荆棘》。1959年5月,刘以鬯又在《文艺新潮》最后第15期上发表了《黑白蝴蝶》,这是一篇意识流之作,写“我”在楼上丧失了行走能力的太太和楼下另一个女人之间的心理角逐,意识跳跃,文字灵动。《黑白蝴蝶》预示着刘以鬯意识流小说走向成熟,同时也给了《文艺新潮》一个完美的结局。

  《文艺新潮》停刊后,刘以鬯于1960—1962年主持了《香港时报·浅水湾》,接续了香港的现代主义思潮。《文艺新潮》的人马,如马朗、昆南、王无邪、卢因等,都继续在“浅水湾”上发表文章。刘以鬯本人除了以“太平山人”的笔名写“香港故事”的专栏外,也发表了不少介绍西方现代主义的文章,如介绍了海明威的去世,介绍了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捷尔纳等。“浅水湾”还连载了几个长篇,其中较有价值的是1960年10月4日至12月18日连载的海明威的小说《危险的夏天》,“浅水湾”分七十四次登完。《危险的夏天》系海明威生前最后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它于1960年9月分三期刊登在美国《生活》杂志上。美国9月刊登,“浅水湾”10月就跟进翻译,时间上相当及时。

  1962年10月18日至1963年3月20日在《星岛晚报》上连载长篇小说《酒徒》,此书当年(1963年10月)就由香港海滨图书公司出版,成为五六十年代香港现代主义实践的高峰。

  《酒徒》被称为中国当代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刘以鬯并没有首肯这一说法,他只是说《酒徒》中运用了意识流手法。的确,刘以鬯对于西方意识流手法做了中国式的改造。意识流小说虽能深刻展示人的内心无意识心理,但那种错乱无序的形而上意识并不符合要求情节的中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刘以鬯最喜欢的作家是J·乔易斯,但他最喜欢的作品却不是《尤利西斯》,而是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其原因就在于《喧哗与骚动》相对来说情节性强一些。《酒徒》的构思很巧妙,其主人公是一个常常酩酊大醉的酒徒,书中贯穿着“醉”与“醒”两重结构。“醒”时主人公是理性的,书中的情节由此而得到交代;“醉”时主人公是失常的,他内心的意识流动合情合理。读者既明白了情节,又感受到了人物内心流泻的深度。

  刘以鬯一直致力于“以诗的语言去写小说”,其跳跃的、意象性的诗歌语言产生了独特的效果。《酒徒》的诗化语言主要表现为:一,语句的分行、排比,段落的复沓。二,指陈性的叙述变为意象性的暗示。普通小说的散文体线性语言已被分行的、长短不一的、意象性的语句所代替,这给读者以突兀、跳跃又含蓄、朦胧的感觉,正切合了心理流动的特征。刘以鬯《酒徒》的诗化语言或许受到了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启发,但他已将其化为己用了,《酒徒》中的意象与韵律无不显出作者不同于西方的东方诗国气韵。

  《酒徒》之外,刘以鬯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实验小说,对于现代小说形式进行了大胆创新,其中一些小说因为被改编成电影,如《对倒》被王家卫改编成电影《花样年代》,而名声大噪。刘以鬯对于现代小说有很独特的看法。他认为“现实主义应该死去了,现代小说家必须探求人类的内在真实”。在他看来,香港的“文艺小说”尚没有达到“五四”时代的水准,而中国现代小说与同时代的世界西方一流小说相比,仍然是落后的。《酒徒》第5节,荷西门在谈到中国“五四”以来文学成就时提出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我”却出:“以我个人的趣味来说,我倒是比较喜欢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与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至于短篇小说,“我”认为茅盾的短篇小说只是“中篇或长篇的大纲”,巴金的短篇只有《将军》值得一提,老舍的情形也差不多,“照我看来,在短篇小说这一领域内,最有成就,最具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首推沈从文”。“谈到Style,不能不想起张爱玲、端木蕻良与芦焚(即师陀)。张爱玲出现在中国文坛,犹如黑暗中出现的光。”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对于沈从文、张爱玲等中国现代作家的重新评价,一直到新时期才开始,刘以鬯早已经在《酒徒》中就对此有大量阐述。

  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香港文坛“左”、右鲜明对立,刘以鬯在政治之外倡导现代主义,独树一帜。他对于“左”派报刊还是较为友好的,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1966年1月《海光文艺》的创立,刘以鬯在第1期就发表了《威帘·森默赛脱·毛姆》一文,其后又发表了《森格·姆罕拉葛》(2)、《饥饿》(5)、《窗前》(13)等一系列作品。他还带动了李英豪等作家在《海光文艺》上发表作品。《海光文艺》第12期编了一个海明威专辑,其中包括李英豪翻译的海明威的《流动节日》以及他本人撰写的《关于流动节日》。

  “六七”暴动后,香港左翼文坛遭受打击,多家报刊破产。直到1972年,吴其敏创办《海洋文艺》,延续了香港左翼文艺的香火。刘以鬯继续在《海洋文艺》露面,他发表了小说《蜘蛛精》(1979年6卷2期)和论文《柯灵的文学道路》(1980年7卷1期)、《现代美国伟大小说家纳布阿考夫》(1980年7卷2期)等文。

  20世纪70年代前后,随着战后出生的新一代港人长大成人,香港文坛发生了历史轮替,老一代南来作家不再是历史主角。刘以鬯却很特殊,继续为年轻人所追捧。原因是,新一代香港本土作家多数倾向现代主义,他们是在刘以鬯等人的引导下成长起来的。

  1972年也斯创办的《四季》,是香港新一代作家最早的文学杂志之一。在《四季》第1期上,刘以鬯参与编辑了“穆时英专辑”。刘以鬯早就在《酒徒》等文中提到穆时英,感叹这位中国新感觉派圣手的湮没,但一直没人出面整理穆时英的作品,也斯这次编辑“穆时英专辑”,也算了却了刘以鬯的心愿。专辑刊登了一篇叶灵凤关于穆时英的访谈,又发表了刘以鬯和黄俊东专论穆时英的文章,其后刊登了穆时英的两部作品《南北极》和《上海的狐步舞》。一直到新时期以后,穆时英才重新在中国内地被“发现”。一直到1975年《中国学生周报》停刊,《四季》第2期才出版。在这本刊物中,我们所熟悉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南来作家的名字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冒起的本土青年作家的名字,如吴煦斌、钟玲玲、梁秉钧、李国威、蓬草、适然、张灼祥、何福仁、淮远、康夫、马若等。这份名单标志着香港新生代文人已经占领历史舞台,不过有一个老作家例外,那就是刘以鬯。刘以鬯的实验小说《对倒》置于目录的首位,这说明他已经成为香港年轻一代的精神领袖。

  1979年成立的素叶出版社和1980年6月创立的《素叶文学》杂志,是香港新一代本土作家发展的高潮。刘以鬯继续在《素叶文学》上发表文章。《素叶文学》第2期刊载了刘以鬯的一篇文章,那是刘以鬯1981年3月13日在刚刚成立的“新加坡文艺座谈会”主办的一个国际文学议会上的讲话。刘以鬯整体上对于香港文学并不乐观,但是他大力支持《大拇指》、“素叶”以及《诗风》等对于香港文学的推动。

  三

  1949年8月4日,《香港时报》创刊,刘以鬯受邀担任“浅水湾”副刊编辑,这是刘以鬯在香港编辑的第一个副刊。可惜时间并不长,刘以鬯因为不愿意在副刊上刊载旧诗得罪了老板,被迫走人。不久,1951年11月15日,《星岛周报》创刊,刘以鬯担任执行编辑。不过又因为刊登孙伏园的《鲁迅先生的小说》而受到老板责备。五天后,也即1951年11月20日,上海的《西点》在上海复刊,刘以鬯受聘担任主编。他用一半的篇幅刊登纯文学短篇小说,也受到批评。香港报刊多数走通俗路线,报纸副刊也多媚俗,刘以鬯坚持新文学及纯文学的路线,尽管屡屡碰壁,仍然难能可贵。1957年,刘以鬯从新加坡回香港,受邀重新回到《香港时报》,他仍然不改初衷,编“浅水湾”,促进香港现代主义的发展。

  刘以鬯在香港主编刊物最成功的一次,是1985年主编的《香港文学》。80年代香港文坛面临着危机,特别到1984年,随着《诗风》《当代文艺》和《素叶文学》的停刊,香港文坛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黄傲云称:“1984年底,香港的文学,又是否已经走向灭亡?1984的结束,看起来像香港的文学或香港文学,已经结束。”在这样一种危急情形下,《香港文学》于1985年1月挺身而出,重振香港文坛。作为主编的刘以鬯,因为自己的特殊地位,重新集聚了香港文坛各路兵马。无论“左”还是右,无论本土还是南来,无论老年还是青年,多数都能在《香港文学》发表作品,由此形成了香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学汇流。《香港文学》不但接续了香港文学的命脉,也创造了80年代以后香港文学的新的生命。

  在《香港文学》上,一方面,刘以鬯作为南来文人,很重视衔接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仅1985年,《香港文学》就刊载了“戴望舒逝世三十五周年纪念特辑”“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纪念特辑”等中国现代文学纪念专辑;另一方面,刘以鬯作为香港作家,又非常重视香港文学学科,发表了大量的香港文学报刊史料及评论。《香港文学》创刊伊始,就连载了平可的《误闯文坛述忆》,刊登了侣伦(贝茜)《香港新文坛的演进与展望》,还连载了杨国雄的《清末至七七事变的香港文学期刊》,这些都成为后来研究香港文学的基本文献。刘以鬯还邀请众多香港早期报刊的创建者回顾历史过程,其中也包括对于文学团体、文学奖项的回顾等。刘以鬯在有意识地建构香港文学史。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文学》一直以大量的篇幅关注中国内地之外的华文文学,刊登了中国台湾、中国澳门及其东南亚、北美、欧洲等地区的华文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的体系构造中,确定了香港文学的主体定位。《香港文学》由此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中心,这是香港作为一个独特文化空间的价值所在,也是它对于中国文学的最大贡献。

  作者:赵稀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代室主任,“20世纪海内外中文文学”重点学科负责人。著有《小说香港》《后殖民理论》《翻译现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历史与理论》等。

  编 辑:张勇耀 mzxszyy@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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