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匡汉 | 长亭谢师录(上)
来源:《名作欣赏》2018年第8期       作者:杨匡汉   时间:2018-08-29

  杨匡汉,笔名企吴。学者,文学批评家。上海宝山人。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副会长。出版有《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中国新诗学》《中华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古典的回响》等著作。

  来源:《名作欣赏》2018年第8期

  在出而入、入而出的文学跋涉中,路是脚的延长。

  穿过亭,穿过桥,停!

  这里我丢过东西;

  一本小小的手册,

  多少故旧的住址。

  这是卞之琳《路》一诗中的句子。“手册”“住址”中留有前辈师长的点点滴滴,一“丢”就会成为遗憾。故而我追怀那份师恩,珍惜哪怕是“一面之缘”时的教诲。

  长亭谢师,我亦如卞之琳所言:“无声有声我重弄,像细数一串念珠。”

  一

  谢谢您,冰心先生。

  我是吮吸了您《寄小读者》的乳汁长大的。当年您从大洋彼岸寄来的通讯,以童心的向导把我和成千上万的读者引入爱的天国。待到我从沪上来到北大求学时,母亲让我带的书籍,一本是《鲁迅选集》,另一本就是您的选集。

  我自然记得20世纪70年代初那个腥风的日子,在王府井北口的黄土岗,有幸遇见您和冯牧先生。我自称是“您永远的小读者”,您莞尔一笑,淡淡地说出“路还长,大家多保重”,寥寥数语,却温热了我一生。

  再见到您,是在1999年3月19日,在海涛声和海鸥声组成的交响中,在一千朵玫瑰丛中安详地长眠的您——我们的世纪老人,小诗之母,散文之母。您手写的“有了爱就有了一切”,成为我们永远的精神旗帜。

  玫瑰是您爱的哲学的意象,也永远是多少代诗人圣母式的信仰。

 

  作家冰心

  二

  谢谢您,艾青先生。

  1996年5月5日凌晨,您在濛濛细雨中告别人世。86个春秋,您的20部长诗、近千首短诗和三十余种著述的卓绝成果,贡献于20世纪的中国和世界。

  为了写作《艾青传论》,我到过您的故乡,在您出生的那张床上睡过一晚,见过您的保姆——大堰河的儿子。

  在记不清楚多少次拜访您的时候,清茶一杯,雪菜面一碗,晚辈成了您的忘年交。您对这片苦难的大地爱得如此深沉。在您临终前和我的一次交谈中,您发出人生的感叹:“人生不易,苦啊。写诗更苦啊。但我们总要追求一些向上的东西。诗人要站直,不要泄气。”

  您曾整整“被沉默”过21年。那一年夏日傍晚,您送我向车站走的路上,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坎坎坷坷地走路。地球走过半圈,但我是为中国人写诗。人民在前进,中国是有前途的。最高尚的称号是做一个人民的儿子。”我听到了您内心的渴念,也是您对晚辈的期待。

  在您逝世10周年之时,我为您写了一幅书法:“读离骚逍遥芦笛断魂旷野绿,问艾青信息礁石无语火把红。”

  艾老,“礁石”永远在我心中。

 

  诗人艾青

  三

  谢谢您,郭小川先生。

  我一直珍藏着您手书的复印条幅:“占三尺地位,放万丈光辉”。一直感念您在罹难时和我长谈中那一份“把酒论长江”的豪气。我也一直保存着您用复写纸写的那份《在两条路斗争中》的“交代”材料。那是一份忏悔之沉重和表达之困难兼具的历史档案,一位诗人生存状态和心灵状态的典型文本。

  您有过的自豪和历经的屈辱,融汇为矛盾重重的诗学,浸透了错综复杂的思绪。您是个真实的好人,是个有气度的诗人。从《致青年公民》《白雪的赞歌》到《望星空》《一个和八个》,是那样的真诚、透明,充满着激情又进行着灵魂的挣扎。动荡时代的诗人,越是复杂越会深刻。

  在您遭到监控的时候,我几次偷偷地去看望过您。您说:“不让我拿笔,我还握过枪。一旦风云有变,我还能跟毛主席上山打游击。”战士与诗人的心啊,正如您所写的:“战士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在那个年代,几人有您此等风骨和襟怀?

  诗人郭小川

  四

  谢谢您,冯牧先生。

  我一直保留着您从“五七”干校回城看病期间亲自为我篆刻的一枚名章,如今专用于给文友的赠书。您没有亲生儿女,但有数不清的儿女称您“伯伯”“叔叔”和“父亲”。您独自远行,但并不孤独。

  您出身于著名历史学家的家庭。家里希望您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所发展,但您恰恰因数理化不及格而留过级,相反,钟情于缪斯,做的是文学梦。又怀着梦想,带着肺病逃离沦陷的北平,穿过冀中,奔向延安,征战南北,经历了多种磨难。很少有人像您那样跑遍长达几千公里的边防地带。

  您在云南,发现和扶植了公刘、白桦等杰出的诗人。您对动辄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解决文艺问题表示不满。在同我多次的交谈或通话中,您对诗人“与其下海,不如攀登”有所企盼;您对“诗歌=袜子”极为不屑;您呼唤诗界要“出精品,出大家”。您要求我从事研究工作,不要“唯上”,要多听听“来自底层的意见”。

  三杯两盏淡酒,怀念您也告慰您:我们能挡住晚来的风急。

  评论家冯牧

  五

  谢谢您,臧克家先生。

  在家父的书法作品集中,有一幅您1975年题赠的书法:“自沐朝晖意葱茏,休凭白发便呼翁。狂来欲碎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偶成一绝,抄奉允厥方家双正。”(63cm×26cm)写得飘逸流利,人见人爱,也成了我家的“传家宝”。

  直到晚年,您还是“青春火样红”。您对我说过:“我是一个两面派,新诗旧诗我都爱。”您古典功底好,一度指责追随现代派的青年诗作者“数典忘祖”,我予以同情的理解。即使如此,那些被您批评过的晚辈,仍然成为您的同好——因为诗的缘故。

  为了筹备粉碎“四人帮”后的首届“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我专门去征求过您的意见。其时您年届75岁,身体欠安,未能赴会,但亲笔写了热情的贺信,提出了“诗与生活”“民族形式”“诗的表现力”“继承五四传统”和“理论研究”五点具体的意见。这些教诲,至今仍未过时,还延续于当代诗友们的思考范围内。

  诗人臧克家

  六

  谢谢您,朱光潜先生。

  向您坦白,我是左手捧着您的《诗论》《悲剧心理学》,右手写作拙著《中国新诗学》的。您是我仰望的诗学和美学的高山,自己充其量不过是漂流于浑浊不堪的小溪。许多当今关于新诗还想不透的难点,如谐隐、境界、节奏、“律之路”,等等,其实您早在北大、武大任教时就讲透了。

  您是那样的平静、温和。在母校燕南园那座并不宽敞的院落里破旧小楼的底层,您接待了造访的我和另一位美国教授。时已暮岁的您,头发白得闪光,宽额下的双眼炯炯有神。我聆听着您关于中西诗歌的意见。您谈到,中国文学只有诗还可以同西方抗衡。旧诗的凝练深永,往往非西方诗可及。您不同意“旧诗阻碍自由创造”之说,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宝藏,新诗人仍有去发掘的必要。

  我没有忘记您的教诲:“作诗者多,识诗者少,心中存着一份‘诗容易做’的幻想,对于诗就根本无缘,做来做去,只终身做门外汉。”由于自己没有赋诗的天资,所以不敢写诗——尤其是新诗。您让我懂得,诗有两个精妙——精妙的感悟和精妙的语言。那是须费毕生辛苦的。

  诗人、美学家朱光潜

  七

  谢谢您,钱锺书先生。

  您有许多美妙的传说。您自己说过:“人谓我狂,我实狷者。”按师母杨绛先生的解释,此“狷”乃“有所不为”也。那些不明不白、言不及义的破会,您从来不去参加。我的邻居是您的专职司机,他得意地告诉我“几近闲职”,只是十天半月去一次府上,取回海内外寄给您“指正”的一堆赠书,您嘱咐转赠给图书室或者需要阅读的青年学人。每到年终,您总要给司机发“红包”。

  我陪同一位美籍华裔诗人兼诗论家去三里河公寓拜访过您。寓所陈设简朴,厅里只有两个不及人高的小书架,墙上没有任何字画或条幅。那次是一个特例,占去您整整两个小时的宝贵时间。不过,由于不在一个学问档次,出于“外事”礼节,您未谈学术,只神侃和不少英美学者的旧谊,数十年前的往事甚至细节,您的记忆力超强。客人求您谈比较诗学,您当场手书一札,推荐他去找北大一位您所抬爱的年轻讲师,手札的抬头则礼称“××吾兄”。

  非常对不起您,钱先生。我迄今愧疚的是,当年自己主编《中国现代诗论》时,选了您的大文《诗可以怨》,写得太绝了。征求过您的意见,您给我来信,不同意入选。但我最终还是执意编了进去,事后,您并没有埋怨我。我侵犯了您的“知识产权”,又感恩您的宽容。

  钱锺书与杨绛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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