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昌宝 | 鲁迅首先是翻译家,其次才是文学家
来源:《名作欣赏》2018年第7期       作者:商昌宝   时间:2018-08-29

 

  鲁迅头上的光环有很多,例如文学家、教授、古文家、出版家,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另一重要身份,那就是翻译家。

  那在鲁迅的众多身份中,为什么要强调翻译家这一角色呢?简单说就是,鲁迅正因为是一个翻译大家,所以才成就了他的文学大家的身份和荣誉。说清楚点就是,无论鲁迅作品的深刻性,还是表现的格式特别,都与他大量的翻译密切相关。

  鲁迅在翻译这方面,到底都做了什么呢?

  从数量上来说,有学者统计,鲁迅一生翻译了15个国家、77名作家的225部(篇)作品。这是一个什么规模呢?可以看一下李新宇教授和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编的《鲁迅大全集》,译著一共8大卷,字数将近400万字左右,远远超过那些小说、散文、杂文的总和。而且从1903年在日本留学时开始翻译《域外小说集》开始算,一直到他死的1936年,30余年间,他几乎就没有间断过翻译。

  可见,无论从工作总量来说,还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精神来说,鲁迅倾注在翻译事业的精力,是够令人敬佩的。这一点,包括林贤治的《人间鲁迅》在内的诸多传记,都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多少都是有点遗憾的。

  从视野上来说,鲁迅的触角可以说是伸得够广,俄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波兰、荷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都有所涉猎。仅举一例:《鲁迅日记》中从1929年8月20日到1932年8月30日,共有154处提及一个叫徐诗荃的人,这个人也叫徐琥,曾到德国留学过,他与鲁迅过往甚密,主要是讲德国的图书、画册、报刊和杂志寄给鲁迅。可见,鲁迅对德国文学的关注是多么密切。

  从影响上来说,鲁迅的译著效果有不错的,例如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果戈里的《死魂灵》等,在当年就被证明,而且还一直延续到现在;有的在一段时间里颇有影响,例如《小约翰》,从1928年到1959年,在香港和大陆一共再版过7次,遗憾的是现在少有人问津了;也有的,在当年没有任何反响,但之后却被刮目相看。例如孙郁教授讲过一个事例。2014年莫斯科大学的一位教授携著作前来中国交流时,对于书中所涉及的前苏联犹太作家巴别尔,代表作是《敖德萨故事》和《骑兵军》,孙郁教授当场告诉他:鲁迅在1931年就翻译介绍过巴别尔,藏书中就有德文版的《敖德萨故事》。那个教授吓了一跳,因为巴别尔近些年才在欧美热起来。可见,鲁迅当年的眼光不一般。

  还要说一点,鲁迅在翻译事业中,并没有获得多少经济效益。《域外小说集》就不说了,上下册一共印了1500册,在东京上册卖了21本,下册卖了20本。为啥上下册不一样呢?这是因为朋友许寿裳看书卖得不好,以为寄售处额外加价了,所以亲去试验了一回。因此,也就出现第一册比第二册多卖一本的情况。在上海寄卖的结果,据鲁迅自己说,也就是卖20多本,剩下那些库存,后来因为仓库失火,都化为了灰烬。也不知道投资商垫付的150大洋,后来哥俩归还了没有。

  顺便说,别看《域外小说集》当年让鲁迅亏了个本朝天,但是2007年拍卖时,一册《域外小说集》以30万元的价格成交。鲁迅要是听到这消息,不知道会是啥心情。

  就是后来鲁迅回国,经过一番打拼,还凭借着自己著名作家的光环,译著也不过由北京时期的1000多册提升到上海高峰时期的4000多册。这个发行数量,虽然在当年的翻译市场上也还算不错,但是相比于《呐喊》这个小册子仅1930年7月的第14版就印了4.85万本,到1939年时保守估计也得10万册左右。那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

  既然在翻译上,鲁迅并没有获得什么实际的经济效益,那他为何还孜孜不倦地、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呢?

  且不说鲁迅对现代文学的发展肩负责任之类的大话,那好像故意要拔高鲁迅,就从他自身在翻译中所受的好处说起。

  在具体创作上,鲁迅深受翻译的滋养。例如孙郁教授在《鲁迅的暗功夫》一文中统计过: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因为受《小约翰》的影响;小说集《呐喊》、《彷徨》中的很多意向有果戈里、安德莱夫、迦尔逊的影子;小说《起死》是戏仿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唐·吉坷德》;小说《女吊》在表现的韵致和精神的跨度上有比亚兹莱、珂勒惠支和麦绥莱勒等人的痕迹;鲁迅讥讽梁实秋时用的“丧家的乏走狗”,就是来自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杂文《门外文谈》就是受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野草》中的“大欢喜”、“醉心的大乐”、“剑树”等语句以及空无、死灭、地狱等意象都与梵语和佛经有关。其他的例子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孙郁教授还在分析《女吊》深受外国文学滋养后说:“读解鲁迅这篇文章,能够感受到他的知识结构的多维性构造。如果仅仅从传统文章学的角度看其脉络,是不得其解的。”不错,鲁迅的作品中存在大量的外国文学元素,无论思想还是艺术表现方式,都如此,但鲁迅在这其中的取法与运用,不是那种大段的征引、刻意的描写、简单的模仿,而是内秀其中,点到为止,如流星闪过,具有相关知识修养的人,每每看到,就会有似曾相识之感,然后会心一笑,所谓文学的审美愉悦也就在这瞬间实现了。同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刘思源先生说:“鲁迅的伟大在于有暗功夫”,实在是精妙的评价。

  在思想上的影响也很大。例如鲁迅在翻译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话剧《一个青年的梦》时曾感叹:“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譬如现在论及日本并吞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只要听这口气,也足够教人害怕了。”“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

  鲁迅能够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和角度,换位思考,尊重他国和他人,不抱有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单一的大中华文明中心看待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秉持康德所说的世界公民理念,真是让人由衷地敬佩。已故文化老人周有光曾说:“我们要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而不能以中国眼光看世界。”说的也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常识。但是环顾当下中国作家,甚至包括很多大学教授,有几个能理解、赶超鲁迅呢?

  说了这么多,鲁迅的翻译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呢?

  孙郁教授讲过一次他本人的经历:有一年,他领着到访北京的日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参观鲁迅博物馆的鲁迅藏书,包括德文藏书,大江健三郎看过后很惊讶,跟孙郁教授讲,鲁迅的德文藏书都是德国当时知识界最关注的,有些书现在也是非常珍贵的。大江健三郎还表示,包括他在内的现在的日本作家都无法跟鲁迅比,因为鲁迅的精神隐含的内容太丰富,无法企及。他还讲道,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天,他妈妈打电话说:你没法跟鲁迅比。

  德国汉学家、文学家、翻译家顾彬曾经在一次发言中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比如18世纪的歌德,19世纪法国的福楼拜,20世纪也有不少好的作家,比如中国的鲁迅。

  忽然想起,当年很多左翼人士称赞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仿佛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但是,高尔基在俄苏文学中能占到什么位置,今天已经不用多说。所以,说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可以这样说,对于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的根基,那他的作品肯定难立得住脚,因为他要对中国人,而与世界读者来说又因缺少民族和地域特色同样难于被接受。但是,单单具有本国的传统文化,而没有世界的眼光和情怀,那结果也过是孤芳自赏,自以为美。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从起步开始就一直深受外国文学的滋养,无论从思想、哲学层面,还是写作技巧、艺术结构,都如此。五四那一代作家,普遍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创作之余,都多多少少地从事过翻译工作。所以德国人顾彬才说:1949年前的中国作家都是翻译家。顾彬还有一段精彩的比喻,也值得听。他说:如果用世界文学标准来衡量,1949年前的现代文学是五粮液,1949年后文学是二锅头。

  那在五四以来的文学翻译大军中,鲁迅无疑是最快、最广、最好地领略外国文学的精髓,所以自然也就会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领军人物。孙郁教授说鲁迅首先是一个翻译家其次才是一个作家的评判,是很到位的。

  作者:商昌宝,文学博士,独立文史学者。

  编辑:张玲玲sdzll080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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