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 | 最伟大的作家,既会写爱情,又会写死亡
来源:《名作欣赏》2018年第6期       作者:孙绍振   时间:2018-09-25

 

         爱和死的艺术法门:内心的体验和外部的错位反应

 

      我曾经讲过《鲁迅笔下的八种死亡》。为什么选这个论题呢?鲁迅写的八种死亡都是不一样的,是很丰富的,我觉得,鲁迅有一个局限,就是他不大会写爱情,因为鲁迅四十多岁和许广平好了很久,才有信心说:“我是可以爱的。”他原来觉得自己不能爱,什么原因?可能跟他的无爱婚姻有关系。在这方面,跟诸位比起来是差得很远了。(笑声)

 

     可我觉得会写爱情不算什么本事,差不多每个作家都会写爱情,不会写爱情就不算作家,是不是?当然也有不会写爱情的,司马迁就不会写爱情,他把项羽之死写得那么英雄,最后快完蛋了,才让美女虞姬出来亮相一下,就让她死了。这太尊重女性了。后来,唐宋传奇、宋元话本,就渐渐会写爱情了。为了爱情不要命的,最有艺术生命。现代作家,阿毛阿狗都会写爱情。不管是精英的,如革命加恋爱;还是通俗的,从金庸到琼瑶,都把爱情当作法宝。写爱情的第一法门,在20世纪30年代鲁迅通过张资平的小说总结出来:一个三角形。两个人谈恋爱,没有什么戏,三角、四角的才有东西可写。第二法门,就是让有情人不成眷属。越是有情,越要把他们拆散,越让读者纠结,才越有卖点。

 

       但是,会写死亡的人是很少的,因为爱可以爱好多次啊,(笑声)是不是?这一个不够味,再换一个,是吧?(笑声)结婚了,失败了,可以离婚,结婚,离婚,再结,再离,多少次,都是你的自由,失败乃成功之母,对吧?(笑声)当然,也有更严肃的,日本大作家,写了“爱的徒劳”,爱就是犯傻,病态心理,爱是空的,要看破。人与人是很难沟通的,爱了就更难沟通,这一切,都不难写,因为每个人都有体验,一次以下的很少,多次体验比较多。但是死亡对于人来说就太不一样了,爱错了可以重来;死了不能爬起来再重死。(笑声)死就是一去不回头,死过了,又爬起来重死,那是很可怕的嘛!(大笑声)如果有人告诉你他怎么死的,就证明他没有死,对不对?死亡就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待到你自己真正体验到,你已经睁不开眼,拿不动笔了。

 

    鲁迅不善于写“爱情”,可写“死亡”成就很高。他写的唯一的爱情,就是《伤逝》,是一个失败的爱情。他对浪漫爱情采取一种讽喻的态度,在《野草》里,《我的失恋》就是代表,是吧?实际上,最伟大的作家,往往是既会写爱情,又会写死亡的在中国传统小说中,除了《红楼梦》以外,把爱情写得淋漓尽致、惊心动魄的太少了。可写死亡,在世界文学史中,它可能是独领风骚的,民族特色极其鲜明。

 

    中国古典小说里,《三国演义》不会写爱情,里边的美女都是政治工具。刘备三顾茅庐,什么都见了,都看到了他丈人了,可就是没有看到他老婆,女人在艺术里如此没有地位,真乃咄咄怪事。(笑声)但是,《三国演义》很会写死亡,其精彩在于主要人物的死亡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表面上都是死于他人之手,实际上是死在自己手里。周瑜死于自己对战友才智的妒忌,临死不检讨自己,还要怪老天,发出“既生瑜,何生亮”这样的傻话,这一点我在讲“赤壁之战”的时候已经讲过了。曹操的个性特征是多疑,最后死于对华陀医术的多疑,我在讲“另眼看曹操”时也已经讲了。《三国演义》对关公极尽称颂之能事,甚至最后把它神化,但是,作为人,他死于多傲,孙权是他反曹统一战线的对象,人家本来要和他联姻,他不同意就算了,却说“虎女焉嫁犬子”。这种侮辱性话语,出自一个身负军事和外交重任的军区司令之口,实在是幼稚可笑,但是,也足见其傲得发昏。当他威震华夏,吓得曹操要迁都的时候,孙权袭了他的后方,结果是败走麦城,人头落地。他死亡的精彩在于,让它引起了一系列戏剧性的连锁反应。

 

    关公被推出去斩了。这么重大的事件,孙刘联盟和曹操对抗的均势的转折,如果光是“斩”字,既没有关公的感觉,也没有孙权他们的感觉,以西方古典小说的观念来看,就很不艺术了。但是,中国小说有中国小说的传统法门。中国小说的重心主要不是写人物感知世界,而是写相关人物的行为和语言的连锁性的错位,在多重错位中揭示出人物丰富复杂的精神、不可重复的个性。

 

    第一重错位,是孙权把关公杀了,却把人头送给曹操。孙权知道,他只有联盟才可以对抗曹操,如今和刘备分裂了,战略上势单力孤,难以和曹操对抗。刘备肯定要复仇,他就把关公的头送给曹操,目的第一是讨好,第二是转移仇恨。当时,皇帝还没被推翻,曹操代表中央政权的合法性。曹操如果大喜,完全接受他的好意,就毫无小说艺术可言了,因为双方的情志只有重合,没有错位。曹操接下了人头,却把关公加以厚葬,二人既有重合的一面,又拉开了距离:这就叫作“错位”。

 

     第二个错位是刘备和诸葛亮的,关公之死刺激了刘备的意气用事,声言为兑现桃园结义“不求同日生,但愿同日死”的誓言,为关公复仇去攻打孙吴。诸葛亮的劝阻,是为了刘备的事业,这和刘备的情志是重合的,但是,刘备不听,结果败在年轻的陆逊手里,郁郁而死,蜀汉小朝廷从此一蹶不振。这个错位幅度相当大,艺术效果就强烈得多。张飞和刘备一样,不顾一切地要复仇,下令部队都要穿戴白盔白甲,命令裁缝三天之内做三千件白盔白甲,不完成任务,就杀头。这和刘备的意志是重合的。但是,这个裁缝想,任务肯定完不成,与其被你杀头,还不如我杀了你的头。他偷偷跑到营帐里,把他的头割下来,投降去了。这就和刘备的意志拉开了最大的距离,他的死亡是有连锁反应的,这是第三重错位。

 

   对于关公之死,孙权的反应和曹操的反应有一致之处;刘备的反应,张飞的反应,诸葛亮的反应,也有一致之处。但如果都是一致,就没有性格,就没有小说艺术可言。只有在重合中拉开距离,有了错位,而且是各自不可重复的错位,才有艺术的感染力。在错位结构中,显示出每个人情志逻辑的不同,人物的特殊个性才能突显出来。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尾声,有点迷信,关公死了以后,变成了神。那个搞死关公的吕蒙,正在盛宴欢庆的时候,突然“关公显圣”,打吕蒙,骂孙权。吕蒙疯了,死掉了。在孙权集团一同欢宴的人物却没有多少错位,因而人物是比较单薄的。

 

   《三国演义》表现了中国古典小说死亡书写的传统。什么传统呢?史传文学的传统,中国的历史从孔夫子《春秋》开始的规范就是:寓褒贬于客观的叙述之中。叙述只限于记言和记事,作者的褒贬只能隐藏在字里行间,除了记言和记事以外,人物的心理是不能直接讲出来的,这叫作“春秋笔法”。故《三国演义》不正面写关公临死之前心里怎么想,也不写孙权、吕蒙的内心感受,只反复写死亡引起的言语和事情,突出死亡引起的非常戏剧化的、多元的、错位的反应,这就构成了中国小说艺术特殊的震撼力。

 

   《三国演义》以后,我国传统小说写死亡似乎有一种退步的倾向。我觉得写得最差的,是《封神演义》。所有的人死了以后,不管好人还是坏人,都是一道阴魂飞往封神台去也。血拼的双方,最后都由姜子牙一视同仁地拜将封神,完全重合,没有错位,是最缺乏艺术性的。

 

    作者:孙绍振,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文学创作论》《论变异》《美的结构》《当代文学的艺术探险》《审美价值结构和情感逻辑》《怎样写小说》《孙绍振如是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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