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秋喜表示，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还有许多深层次问题需要破解，国资国企改革事关中国经济未来。对于身处改革大潮中的国有企业来说，抢抓行业发展机遇，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既是目标，也是使命。契约化管理是解决国企改革发展中诸多困难和问题的“关键一招”，通过深入地推进契约化管理，进而倒逼内部管理变革，可以更好地向企业注入活力。以汾酒集团为例，作为山西省首家目标责任书考核试点企业，山西省国资委对汾酒集团的契约化管理倒逼了汾酒集团的契约化管理实践，实现了“两个激发”，不仅激发了企业内部改革试点单位的创新能力，还激发了企业内部微观主体的活力，真正实现了压力层层加码，权力充分下放，动力步步强化，活力不断释放。  
      马骏表示，国有企业改革需要突破很多旧的制度、旧的框架、旧的约束，这就意味着改革需要承担风险，要有胆识，这种胆识不是鲁莽，是来自于对企业的认识、来自于担当，也来自于对中央精神深刻的领会。关于国企改革，中央的精神非常明确，要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十九大提出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这是非常重要的论述。有的企业因为生命周期和风险或是经营等原因，可能需要退出、关闭或者收缩，并不是所有的国有企业都一定要做强做优做大，所以要发挥国有资本的作用，通过资本能更好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在马骏看来，从目前的实践看，管资本为主的好处非常多，解决了过去国有企业发展面临的种种矛盾。首先是两权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机制。关键是企业成为了真正的市场主体。有了市场主体，我们才有市场经济。其次，有利于保值增值。全球的优秀企业其实很难做到百年，做到几十年就要被淘汰、被颠覆。这恰恰说明市场经济在发挥作用，经济是有活力的，有新的细胞替代旧的细胞，这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管资本”为主，意味着资本就可以不断调整，从回报率低的、弱势的、没有潜力的领域，调整到回报率高的、有潜力的领域，这样才能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国有资本可以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灵活配置，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中央文件指出了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这样一个方向，怎么落实呢？”马骏表示，第一，监管部门要完全授权，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作用。第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自身的组织结构、流程和制度，结构上不能像实体公司那样设计一些职能部门，更多是投资机构。主要人力资源配备在投资相关部门，比如股权投资、风险控制等部门。第三，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怎样参与投资权属企业的治理是核心问题。一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在这方面形成了很好的制度，对于不同类型的权属企业根据业务性质和投资公司的关系目标，采取了控股和参股不同方式来投资。根据不同的股权又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模式，比如要不要派董事、怎样参与股东会等。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卢永真指出，在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这预示着2019年国资国企改革将加速发力。        
      12月28日，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了11家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启动会。在此之前的几年时间里，中央企业已先后确定10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试点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各地也积极探索，目前已经先后在120多家地方国有企业开展了两类公司相关试点工作。
      卢永真分析，从功能上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主要是通过开展投资融资、产业培育、资本整合，推动产业集聚和转型升级，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则是通过股权运作、价值管理、有序进退，推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从运营模式上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以对战略性核心业务控股为主，推动实施战略性并购重组和专业化整合；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以财务性持股为主，促进国资资本保值增值。两类公司具有提升国有资本配置效率的内在机理。
      1978年国有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改革，初衷就是为了激发企业活力，后来又是利改税、租赁制，各种放权让利。1993年之前，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两权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但承包制、租赁制都会产生一些短期的行为，因为承包期和租赁期时间短，经营者容易偏向于追求短期回报。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改革是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这才是第一次从产权角度去思考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一个要求就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这都是对人的活力的激发。
      “国企改革过去几十年，始终探索公有制如何和市场经济相融合。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个论断的提出，其实在微观上已经找到了这个结合点。”卢永真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里，提到混合所有制，国有资本、集体资本与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未来的国有企业改革方向也是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融合，适应市场化、国际化的新要求。“创新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支撑，创新最重要的是机制，机制最重要的是激励人。很多企业之所以做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是非常重要的诉求。对于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早就有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办法，但为何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是因为这些年股市的波动，证券市场下行明显，导致激励手段没有很好展现出作用。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经济会走稳，整个资本市场的状况、企业盈利状况也会改善。在这种前提下，如果做股票期权可能更容易实现。证券界的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市场未来一定会比现在要乐观。  
      山西省是国有企业比较集中的一个省份，国有企业在全省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高春毅表示，省属山西省国资委监管的有27户，到2018年年底的时候资产总额为2.92万亿元，这在国务院国资委的排名中列第五位。山西省国有企业数量多、负担重，居民住户137万户，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因此，被国务院分离办列为了重点督导十大省份之首。
      山西省省属企业基本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无论集团层面还是子公司层面都可以开展混合所有制的改革。高春毅表示，为了体现山西省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决心和力度，山西省首次向全国公开了集团层面开展混合所有制层面的改革，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战略投资者、财务合作伙伴，股权比例可以灵活确定。汾酒集团是第一批试点，汾酒集团将在2019年年底通过整体上市的方式，实现集团公司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为了以管资本为主完善国有资本资产管理体制，山西省也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在全国率先成立了一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将省属企业全部装进去，期待未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但在实践运行过程中遇到一些障碍。高春毅表示，希望国家继续明确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理论及实践，另外适当放松员工持股的前提条件。  
      张成文在演讲时谈到了冀中能源的实践。该集团在管控模式方面，确立了以战略管控为主的管控模式，重新梳理界定了母子公司的职能定位和权责边界，制定母子公司管控责任清单，重点强化集团战略规划、投资决策、资本运作、资产处置、创新引领、人力资源、运营监管、风险防范、文化品牌、服务保障这十大功能，将一些经营层面的权力下放到子公司，甚至三级公司，让离市场最近的人去研究市场、研究客户、研究产品，制定相应的战略和策略，既强化集团对重要资源的统一配置能力，又保持下属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性和能动性。
      张成文还谈到，改革需要一个完善的外部环境，配套政策支持必不可少。比如重大决策终身追责与改革过程中探索试错的问题，决策终身追责措施，对于防范决策出现重大纰漏，尤其是企业负责人乱拍板、乱投资很必要，但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企业投资新项目，尤其是在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等方面探索的积极性。还有改革速度与权限方面，国有企业的自主权不是很大，方案需要层层报批。有的企业即使有自主权，但是推进改革的影响和风险也有很多，企业必须慎重考虑，慎重决策。  
      袁东明表示，2019年是改革开放41年。无论是最早的承包制，还是后面的产权制度改革，都围绕着激发企业活力展开。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发展、增强企业活力仍然是根本，而激发企业活力最主要的是激励机制。
      高春毅结合汾酒集团的实践谈到了山西省在国企改革方面的经验做法。他表示，白酒产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市场化竞争比较激烈。2017年2月，山西省选择了汾酒集团作为契约化管理的试点，山西省国资委与汾酒集团董事长李秋喜签订了目标责任书＂军令状＂。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的目标值不是汾酒集团自行制定上报的，而是省国资委以出资人的身份，在详细了解全国白酒行业目前发展状况、对照汾酒集团的现状、按照汾酒集团的发展规划、科学合理制定的。契约化管理促使汾酒集团转变经营机制，特别是在激励机制上下功夫，比如二级单位销售灵活、给予销售员奖励，积极申报员工持股，进行股权激励。契约化管理让汾酒集团发生了质变，极大地激发了企
业的内生活力与动力，推动了汾酒集团的发展，2017年年底，汾酒集团超额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下一步，期待在国家层面出台一些国有企业的激励政策，进一步激发国企的活力与动力，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在谈到短期改革效应和长期发展的关系时，汾酒集团董事会秘书长张琰光首先介绍了汾酒改革直接带来的积极影响：2017年山西省国资委和汾酒集团签订了目标责任书，其实就是契约化的合同，它的内容不仅仅是定量、定性，而是责权利统一。契约化合同确立后层层传导，效果非常好，而且三年的任务两年就做完了，每年保持30%以上的增长。2017年行业里称之为“汾酒速度”，2018年还创造了“汾酒加速度”。从短期来讲，这两年来的改革效果非常好。关于如何保持长期发展的效果，张琰光谈了三点建议。首先，要考虑企业家有没有使命感、责任感和担当。第二，要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制约，制定一些条条框框，比如对销售的考核，除了经济指标之外，还要考虑市场的良性发展。第三，对法人权利的放松要有容错机制。现在企业家包括职业经理人，如果没有国企的身份能不能代表国企当法人，能不能当总经理？这些都是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只有不断探索，国企改革才能取得长期成果。
      “国有企业在高质量发展方面承担的责任和使命是重大的。”姚珺表示，国有企业考核产值、利润等，侧重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要实现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需在考核评价机制上做一些创新性设计，鼓励和引导国有企业聚焦主业，聚焦实体产业发展，聚焦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现在全球新一轮产业变革飞速发展，美国、德国在一些领域里已取得先发优势。从基础环节、核心环节来看，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很大。承载突破和掌握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的核心技术方面，国有企业应该承担排头兵的责任，承担引领带动的责任。
      中国制造业正在加快向智能、绿色、服务、高端方向升级迈进，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妥善处理好传统产业跟新兴产业发展的关系。很多国有企业传统产业的存量很大，要协调好新旧动能的转换，在积极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更加重视用新技术、新工艺、新业态、新模式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升产业发展质量。现在经济运行面临着下行压力，新动能很多是依赖于创新和研发，成长壮大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衔接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新动能增速不够、旧动能降速过快所带来的整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有经济将起到重要的稳定器的作用。
      企业家对整个企业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在谈到企业家精神时，宋葛龙表示，国家既有顶天立地的大企业，也有铺天盖地的中小微企业；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更有越来越多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一些西方学者强调企业家精神就是追求卓越，还有的说要敢于冒险。中国的语境中表现为创新发展、专注品质，追求卓越，包括工匠精神。要更好地发挥企业家的作用，首先要加强企业家优质高效务实的服务，国家正在推进放管服改革，也包括建立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的制定。要有一个机制和程序，完善设计政策和信息的公开机制。其次，加强优秀企业家的培育，发挥优秀企业家的示范带动作用，包括加强企业家各方面的教育培训等。
      束兰根表示，必须让国有企业进行行业瘦身，让国有企业聚焦主业。在聚焦主业以后，进一步瘦身就需要国家顶层设计。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国有投资运营公司已成立，可以大量把国有资本转化成社保资金，充实到社保里面去。      
      季晓南在演讲时表示，国企改革确实很复杂，国企、民企在什么程度上，能够真正做到公平竞争、规则均等、权利均等、机会均等，包括竞争中性原则要不要写入法律。虽然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已经出来了，但还要解决深层次的问题。
      袁东明分析称，从山西及汾酒集团的改革经验来看，激发和增强国有企业的微观主体活力，需要做到五个方面的措施：一是为企业松绑，让企业具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二是确保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落实到位，激励机制充分有效；三是形成多元化的股权结构和相互制衡的治理结构；四是始终坚持战略引领、战略聚焦，具备创新意识和风险意识；五是发挥企业家精神的领袖作用，企业家是一个企业的灵魂，是推动国企系统性改革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