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汾阳县城东北三十五里有个永安镇，镇里有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所立的郭君碑。永安镇，旧称郭栅村，离杏花村东堡仅二里地之遥。

“琼酥玉液漫夸奇，似此无惭姑射肌。太白何尝携客饮，醉中细校郭君碑。”

这支汾酒曲是对唐代大诗人李白游历汾阳时，携客饮酒、醉校郭君碑的记述。

在《汾阳县志》的记载中，李白之外，包括杜甫、白居易、杜牧等也都曾游览过杏花村，并留下了很多诗词典故。

郭君碑，是唐代大书法家虞世南所题写的介绍郭君一生的功德碑。

虞世南善书法，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合称“初唐四大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曾有这样的表述：世南（指虞世南）外和柔而内忠直，上尝称世南有五绝：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学、四文辞、五书翰。

▲郭君碑

虞世南在唐代地位如此重要，这部碑文的主人公郭君又是谁？

遗憾的是，历史里并没有留下太多有关郭君的故事，而由于碑文残剥，已无从考证，只知道他曾跟随唐太宗李世民四处征战，是一位立过特殊战功的人物。由于其生平众说纷纭，文人骚客出于兴趣，纷纷前往考证，诗仙李白便是其中之一。

李白从长安远赴汾阳，不仅是为了郭君，也是为了喝一口地道的杏花村酒。

唐代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酒业的鼎盛期，酒成为广大百姓的“生活必需品”。统治者把百姓饮酒看做是政和民乐的表现，后又引入榷酒之法，成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途径。

故在唐代，无论是官办还是民办，酒坊、酒肆兴旺，这也是一个名酒昌盛的年代。

也正是如此，也才造就了一个诗意盎然的“诗酒时代”。

李白在《将进酒》中说：“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

以斗酒诗百篇著称的李白当时饮的清酒不一定都是汾清酒，但是他来山西喝的无疑会是汾清酒，且以饮清酒为荣，足见汾清酒在当时酒业中的地位以及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史料记载，李白曾经来过山西，游览过晋祠，之后还来过汾阳，喝酒之后赋诗说：“琼杯绮食青玉案，使我醉饱无归心”。
 

李肇撰写的《唐国史补》中，曾记载了众多唐代名酒：“河东之干和、葡萄，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上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

唐时，汾阳优越的水利和自然条件，也为彼时汾酒的酿造提供了良好的外部因素。

诗人王恽的《汾水道中》，对汾河的山水环境刻画入微。其中有这样一句：“十里九度水，清流带寒沙”。

▲汾州府城墙

这个水环境不仅包括以汾水（汾河）为主干，分支发达的河流系统，也包括一些水域面积可观的平面水体，如晋泽、邬城泊、文湖等。

作为山西地区的母亲河，汾水流域并不狭小，源出雁北，直到晋南才汇入黄河。

在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安介生看来，唐朝时期，汾州在当地官员及百姓的努力建设下沟渠纵横，水域生态良好，唐诗中所提到的“汾阳花”“杏叶鞍”以及汾州诗人薛能所作《杏花诗》，特别是杜牧的《清明》，为研究汾酒以及杏花村早期的历史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史实依据。

▲画家关山月

为汾酒创作的《清明诗意图》

不只杜牧，李白游历并州后，面对汾水南流不免思念故乡，并赋《太原早秋》一诗云：

岁落众芳歇，时当大火流。

霜威出塞早，云色渡河秋。

梦绕邉城月，心飞故国楼。

思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

汾酒的酒精含量度数低。唐朝人动辄“会须一饮三百杯”“莫厌狂歌酒百杯”，从这些豪放的对酒诗词里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一个“小秘密”：唐朝的酒，受限于酿造工艺，普遍度数不算太高。

乾和酒很受唐人喜欢，白居易在《偶作寄郞之》中提到“斗浓干酿酒”，张籍也有诗曰“酿酒爱乾和”。

这里的乾和与干和是一个意思，在隋、唐、宋、辽、金直到元代，800年间，产自山西杏花村的酒被统称作“干和酒”“干酿酒”或“干酢酒”，连续几个世纪被誉为酒中翘楚，历六朝而不衰，也成为世界酒文化中的一大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