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华每日电讯》报道了当前信用惩戒存在的乱象，突出表现就是一些地方把信用惩戒当成了“筐”，以“文明”“道德”“诚信”等名义，把很多社会问题都纳入社会信用治理，甚至把一些已有专门法规规范的问题，也都加上了信用之锁。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对于失信行为当然应予以惩戒，这也是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各相关部门围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社会信用法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们对信用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在这一背景下，信用惩戒作为公共管理工具，其有效性越来越强，常常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或许正是这种有效便利的特点，使得原来司法机关常用于惩戒“老赖”的手段，被不少地方用在了更为广泛的公共领域，甚至包括了闯红灯、公交霸座、没有“常回家看看”、欠缴物业费等已有专门法规规范的问题。这样的做法在事实上模糊了失信与失德、违纪、违法等的边界，致使信用过度渗透人们的生活，也明显与法治精神相违背。

由此说开，社会生活纷繁复杂，人们在各种活动中难免出现一些偏差，但不能把所有看似失信的行为都与“老赖”等同，两者在主观态度和客观行为上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对一切不规范行为，无论大错小错都纳入失信记录，反而降低了信用惩戒的权威性。２０１９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新闻发言人就曾对外表示，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始终坚持依法依规，合理适度，防止失信行为认定和记入信用记录泛化、扩大化。今年５月１日施行的《河南省社会信用条例》以“负面清单”形式明确不该管什么，严格框定信用边界。这都是进一步推进信用惩戒法治化的明确信号。

归根到底，信用惩戒还是为了“治病救人”，信用惩戒这把锁不能乱加，要依法而为，既要让真正的失信人陷于“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境地，又要让守信人获得实实在在的“守信红利”，还要让那些知错能改的失信人有信用修复的机会。最为关键的是，从制度层面完善社会信用立法，依法科学界定守信、失信标准，阐明信用奖惩措施的实施原则，明确排除与诚信不相关的信用信息，建立健全红黑名单推出机制，让信用惩戒更精准，让信用治理更有效。（凌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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