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18日，我们纪录片【汾州往事】摄制组在汾阳县城采访了一位老人，他的名字叫徐殿勋，1932年1月29日出生于山西汾阳金井村，1938年5月就参加了当地的儿童团，1946年8月正式参军，先后在八路军359旅参加了解放西南、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斗，同时在新中国建设年代为国家电力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2020年6月18日，纪录片【汾州往事】摄制组在汾阳县城采访徐殿勋老人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童年是美好的、天真、活泼、轻松，有大人呵护着。特别是现在的小孩子，不少人从刚上学起，就有车接送，那是多么幸福啊！
从我记事起，日本人就捉我父亲，因为他给八路军办事。在一次联络员往我家送信时，途中被日寇打死，走漏了消息，当天下午就将我家包围，所幸我父亲事先得知情况跑了。从此日本人不断来捉，我们全家不断躲日本人，过着有家不能回、提心吊胆的日子，哪怕是寒冬腊月也不敢回家睡上一个暖和觉，那是什么日子？那时的心态，只要一听到街上的狗叫，全村的狗都叫起来，人的心就像滚开的油锅里滴进了水，整个心都炸了。那真是一个恐怖的年月，动乱的年月，人心不定的年月。直到几十年后，每次回家总要到村外、山后看一眼躲日本人时和父亲、邻居曾住过的窑洞和地道一样的山洞，有的现在仍然存在着。
徐殿勋
我的二哥殿英，1937年就参加了八路军，开始在县大队，汾文支队。我也常往部队跑，和咱队伍上的人很熟,吕梁情报站的邓家弟兄因老四邓凯是我妈的干儿子，更成了我家的常客。
每次来人筹粮、筹款，都通过我家来动员。有一次县公安局长聂勋带着一些人来筹粮，走了几家都没有筹到，他当时很为难，也很紧张。毕竟我们村离敌人的据点罗城只有三华里，经常是不知不觉中就把村子包围了，聂勋站在我父亲对面说：“开邦，怎么办？怎么办？”我的父亲在很无奈的情况下，只好把自己家早已埋在地下的全部粮食送走。那一年我们家就是在饥饿的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渡过的，记得那年我们还从峪道河沟子村借了一些粮食来度日，也尝到了吃糠后拉不出来的艰难滋味。
我们村在汾太公路之北，路南就是太平、董寺村，通过公路是很危险的。鬼子常在路旁伏击我们过往人员，一旦过了公路，就有一种安全感了，很多情况下还要吃一顿饭，不然往北还要走十里路，才能到达池家庄。而南去的人员往往早早就来到我家等待天黑，临走前还要吃一顿饭，我们家成了免费饭店。
徐殿勋
情报站的人员有时也在我家交换情报，一天送来一些敌人报纸在研究，临走时放在桌子抽屉里，当天鬼子已包围了我家，搜查出这些报纸时，他们以为抓到了什么重要证据，好多人围在一块儿叽里呱啦的也不知说了些什么，后来就走了。
1944年10月进攻罗城之前，为了查清鬼子的住汾和白布等物资的存放情况，要派人实地侦察。在当时鬼子对出入人员的检查特别紧，八路军的王振邦连长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他进城侦察前，在我家等了两天才由我们的内线引进罗城，他在罗城把情况彻底侦察清楚后，跳城墙出来，很快就带领部队打下了罗城，我们家还分得了一些白布。
之后王振邦同志又来我家时，还给我们讲了攻打罗城时的故事。他说当时他已爬上敌人的房顶，看到一个鬼子提着灯出来喂鸡，他一个手榴弹就结束了这个鬼子的小命。战斗就在罗城展开了。
在那艰苦的环境中，我们部队和其工作人员的穿鞋，主要靠老百姓做，任务下给各家后，再集中起来上交，不合格的要退回去重做。这些事一旦被鬼子发现，是要杀头的。这种惹人又危险的事，谁敢去做呢？谁故意去做呢？我们家人做了。
一次鬼子来捉我父亲，我父亲听到鬼子进村的消息后，跳墙而跑，家中只有我母亲一人，鬼子要我母亲把人交出来，对我母亲严刑拷打，打断了一根肋骨，最后将我母亲推入院中的一个很大的粪坑中，才扬长而去。
徐殿勋
再一次是鬼子夜间来捉人，当时我们自己人来一般是轻轻的敲三下门，稍停一下后再轻轻的敲三下。这次鬼子来也是轻轻敲三下，而且是鬼子躲在一旁让村里人来敲。我父亲以为是自己人来了，跑去开门时，村里人从门缝中发现我父亲来了，他急中生智，拿起一块石头猛砸几下门，提醒我父亲不是自己人。但此时再跑已经来不及了，就钻在用高粱杆堆起来的柴堆里。鬼子破门后，在家里搜了一遍之后才离去。
还有一次是天刚亮，鬼子就将我家包围了，我们一开门走进来一个人，中等个头，胖呼呼的，身着便衣，手中拄着一根拐棍，讲的一口还能听懂的华语，说道：“徐开邦先生在家吗？”我妈说没有此人，我家姓孙，然后把家里里里外外搜了一遍之后走了。
还有是大白天来捉人，一般情况下敌人是从南面进村，这一次是从北边来的。来的特别突然，我父亲就钻在一个堆放柴草的黑房里，鬼子进去了几次，都未发现，而我父亲把鬼子看的清清楚楚，当时还迷信是老天保佑。还有一次是躲在草棚里，也是鬼子进去了几次都没有发现。
2020年6月18日，纪录片【汾州往事】摄制组在汾阳县城采访徐殿勋老人
我们的区干部叛变投敌后，经常带着鬼子来村里捉人，给我们村周围的抗日组织造成巨大的损失。因为他对我们抗日人员和活动规律太熟悉了。一共捉走和杀害了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鬼子在公路两侧设伏，突袭捉了一些我方人员。
我童年时大约在六七岁时开始放羊，在十一岁时和我三哥殿或跟着比我大一辈的王四放着100来只羊，其中有我家的27只，其余都是村内这家三只，那家五只。冬天是集中出外放，每晚回来后羊就自动各回各家了。
2020年6月18日，纪录片【汾州往事】摄制组在汾阳县城采访徐殿勋老人
我还记得鬼子占领我村后，在山背后的一个山上架起了炮，我赶着羊群，在离敌人还有一道沟的山上，一块凹地里藏着，等鬼子走了之后再回村，不想鬼子看到羊群活动扬起的灰尘，不知敌人是把飞起尘土的地方当成是部队了，还是明知道是羊群，用大炮猛轰了几炮，炸得羊群满山沟乱跑。我爬在一个山凹里动都不敢动一下，等炮声停止后，我起来看羊一个也没有少，看来跑虽然有很大的破坏性，但他的杀伤力也是有限的，那天我只好把羊赶到池家庄。
我四叔家养了一只中等个头，红色毛的狗，家人外出或上地劳动时，就将狗锁在院子里，大意是让狗看门、防贼。一天鬼子进村后，看到院门锁着，不分青红皂白破门而入。狗当时两腿搭在门口，不准进入。鬼子向狗开枪，将狗的一条后腿打断，狗拖着断腿，蹿出家门跑到野外躲起来了。待鬼子走后，狗拖着瘸腿回到家中。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完全愈合了。从此狗就担负起了给村里人放哨、报信儿的特殊任务。经常在村前一个大坟墓堆上观察动静，天天如此，从不间断。真可以说是尽职尽责，一旦听到和看到鬼子来，马上就用它那特有的犬吠声向全村人预警，开始是一声，而后就是大吼，村中各家各户的狗一传十，十传百的汪汪叫起来，人们一听到就知道是日本人来了，该躲的躲，该藏的藏，该跑的跑，真正起到了通风报信的作用。
纪录片【汾州往事】摄制组与徐殿勋夫妇合影
再往后，通风报信的工作做的更加细致。每当鬼子来到村外或进村时，狗首先短促的汪汪几声，接着就是长吼，从各条街口长吼，为的是让各家各户都知道，然后就爬在村后的最高点上观察，如鬼子再进，狗就再退。鬼子去了，狗就进村仔细观察，看鬼子是否都走了，最后又爬在村前的坟堆上，继续它放哨、通报敌情的工作。有时候我们自己的部队来了，同样是一些拿手枪的人，它却不叫，看来狗还能分得清敌友。
狗是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我记不清了，但要论狗的功劳，它对村民和抗日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还是应该让后人知道的，狗确实是忠诚的榜样。
关于狗的事迹，我在几十年前看过马峰同志写的一篇文章，说的是不是这只狗我不敢确定，但他说的事情确是一样的，不过作家写出来要好很多，也深刻的多。
再就是我的小名叫四牛，恰好我也曾看过马峰写的一篇文章是《四牛》，那时自己还很年轻，所有事迹和我印象里的事情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马峰笔下的四牛死了。
纪录片【汾州往事】摄制组与徐殿勋家人合影
鬼子来过多少次，包围过多少次金井村，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得清。但我第一次看到的情景至今还是记忆犹新的。那时我还在排楼玩，突然从罗城方向来了两个骑着大马的鬼子，押着本地的一群村民，从村东向村西而过，鬼子在马上举着枪，边走边大声呵斥。
多少年来我总是在想，就是两个鬼子再厉害,单枪匹马离开据点几里之外，追打我们的军队和百姓，鬼子的猖狂是肯定的，但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为什么反抗是那么的无力呢？国力弱，装备差是事实，但民心不齐、缺乏组织，这才是关键！
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霍云龙曾动员父母和我把我送到贺龙中学去学习，我也同意了。可能一切都说通了，但问了别人和家中的羊无人放而未能如愿。这算我人生的一大憾事，使我一生尝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
(责任编辑：冯亚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