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文学史，帝王将相、士子权臣，乃至升斗小民，无一不在中国文化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商人的形象却总是面目模糊难以辨识。不可否认，商人在主流文学中的缺席是受到自封建时代以来对于“士农工商”社会阶层等级划分的影响，扎根于中国本土的儒家文化也宣扬“重义轻利”、提倡“安贫乐道”，在这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评价标准的统摄下，中国文人难免会忽略商人阶层，即便在《左传》《史记》中有关于商人的故事，商人也通常被当作政治事件的参与者或推动者来描写，并没有从商人本身的从业特点进行刻画；此外，与西方文学中对于商人的个性化塑造相比，中国文学中的商人形象特别容易出现“脸谱化”，大部分时候与“精于心计”和“贪婪”相连。其实，商人作为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对于社会的贡献不止于经济方面，对于社会稳定发展，民风、民情的塑造，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文学界出现了多种思潮，其中“文学即人学”成为大势所趋，人情、人性、人道、人本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基本精神。作家们在这种叙事背景下，塑造出一系列有血有肉的商人，其中关于晋商的文学作品数量占据榜首。

描写商业的历史小说有两个侧重点，既讲商又谈史，通常是以古代知名商人为主人公、以真实历史作为依托展开故事，内容涵盖商人个体和家族，如成一的《白银谷》和《茶道青红》，邓九刚的《走西口》，朱秀海的《乔家大院》等。晋商位列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在明清时期，对于山西乃至全国的经济都作出了贡献。明清时期，晋商抓住契机，充分利用自身坚韧的意志、高超的经商手段、正统的文化内涵，争取到应得的社会地位，在历史推动下，肩负起救亡图存的担当。作家们正是洞悉了晋商精神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全方位呈现，才在文学中将这种普遍的社会认同塑造出来。

晋商精神的基础是“儒贾相容”，儒即儒家思想，特别是其中关于“仁义”的经商准则；贾即商贾，也就是经商的生意人。儒家思想2000多年来在中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是无可撼动的，晋商家族的子弟们，即便没有读书取仕、步入仕途，也会自幼时开蒙就学习儒家经典。儒家思想“仁义”成为经商准则的核心，晋商甚至一度想要打破儒与贾之间的阶层壁垒，提出了“贾可习儒，儒亦可贾，贾也可士，士也可不失贾业”的看法。随着这种看法出现的“儒商”，正是晋商团体的重要代表，他们有着正统的知识素养和文化气质，将内化的儒家思想贯彻到商业经营活动中，并以此形成独具特色的经营观念和行为风范。

晋商崇尚信义，推崇义、利结合的经商原则，这一观念的源头仍是儒家文化，“义”被用来规范从事商业活动的人，“讲求诚信”因此成为规范经济行为的道德标准，诚信经商，方能以信获得客户的青睐、以义获得同行的推崇。在文学作品中，那些在困境中仍坚守“诚信”原则的商人往往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走西口》中，徐太春为了维护三义泰不卖假货的名声，当着几百号人的面，把一整船被张友和掺了糖稀的胡麻油全给倒了。在他看来，“针尖大的窟窿斗大的风，要是传扬出去三义泰做假，以后谁还会跟咱做生意”。晋商经营的商号或票号，无论规模大小，讲信誉、重信用都是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徐太春紧守着这条底线，在日后的经商生涯中数次化险为夷，最终成就了一番事业。

晋商的精神追求是与人为善、和气生财。在《白银谷》和《乔家大院》中，都有商贾人家在大荒之年设立粥棚救济灾民的情节，这些商家，没有选择囤积居奇、大发不义之财，而是继承儒家“仁义”的思想，向灾民伸出了救助之手，这一与邻为善的举措不仅为商家赢得了名声，也为其未来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赢得了乡邻的支持。

晋商精神对于社会民情的影响力源自晋商“汇通天下”的抱负。在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过程中，晋商的眼界更开阔、志向更高远，作家们在塑造晋商形象时，将其“汇通天下、货通天下”的目标提升为一种兼济苍生的家国情怀。传统中国文化强调考取功名报效国家，但是，晋商对于国家经济的贡献才是百姓生活安稳的前提，这比士人口中的虚名要真实得多、重要得多。《乔家大院》中乔致庸说过：“我们既做了商人，就要有商人的志向，我们要做天下那么大的生意，为万民谋天下那么大的财富。”这成为他毕生的追求，无论是去蒙古贩卖日常用品，还是进入票号业，乔致庸的心中所念都是振兴大清商业、为国出力。“汇通天下”的抱负最终还是为了国家，这也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对于晋商的影响，个人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该兼济天下，将所得反馈回整个社会，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财富的良性循环、实现商人对于社会的影响力。

历史小说中对于晋商形象的塑造，精确反映了晋商精神的本源和社会影响力，晋商凭借诚信、坚忍、谦和的精神在商业史中留名，并影响着现代商人。晋商精神所蕴含的商业文化，对于维系现代市场经济中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晋商精神的家国情怀，更是规范现代商业道德和商人责任担当的内在动力。可以说，晋商不仅致力于社会财富的创造，更以其精神感染和影响了整个社会。（李璐）

（责编：曹二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