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柳树店
      抗战时期的延安兵工厂，是红军长征保留下来的兵工企业，1937年在延安东门外柳树店建厂。主要人员是红军时代的兵工工人，主要任务是修理枪械。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被招募动员到延安兵工厂的有，山西太原兵工厂的一部分工人和各地流落到西安的一些工人。这样，延安兵工厂得到了新的力量的补充，扩大了，发展了。
      沈鸿同志原在上海开办利用五金厂。“八一三”事变爆发，他将工厂的一部分工作母机和少部分入员迁至武汉，后南京失守，武汉危急，他看到只有西北的延安才是新中国的希望所在，便与我武汉办事处达成协议，将全部机器、工具、材料和人员迁至延安，为抗日战争服务。到达延安之后，也合并在兵工厂内，为兵工厂的机器制造部。
      我进延安兵工厂是在1938年3月初，与沈鸿同志及来延安的上海工人同住在柳树店，延河对岸的刘万家沟。
      当时兵工厂的厂长是郝希英，政委是张水励，这时已建立了军委军事工业局。局长由军委后動部叶季壮部长兼任，副局长有李强、王诤同志。王诤是军委三局局长兼军事工业局副局长，李强同志是常务副局长，主管军事工业局的日常工作。
      因为工厂发展很快，窑洞已不够用，加之工厂离延安较近，约七、八里路，保密、防空条件不好，上级决定迁到安塞县茶坊镇建厂，茶坊在延安西北方向，沿着延河经安塞县城再向西走，距延安约有七、八十里，距安塞县约有三十余里，在地图上叫镇，实际上是一个不大的村庄，都是用石头垒砌成的窑洞房屋。为了工厂的建设，居民们都被动员迁到别的村庄，腾出窑洞房屋给兵工厂使用。
      当时从延安去安塞茶坊没有公路相通，原来通行的车路也因年久失修不能行驶车辆了。为了运送机器和物资，需要对沿途道路加以修整。张政委带领全厂人员背上行李，扛上镐头铁锹，突击抢修。当时在背阴之处冰雪还未溶化，河水寒冷刺骨。张政委身体有病，还是身先士卒，带头下水，挥锹劳动。于是大家都解衣脱鞋，跟着干了起来。参加修路的同志多数是由城市工厂来的技术工人，很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动，而像政委同志这样模范带头，在旧社会也是少见的，因此大家都不畏寒冷，挥镐挥锹劳动起来，在笑声喊声中排石挖土，休息的时候取火驱寒，既紧张又活泼，用了二十余天，把道路修到了茶坊。
      在茶坊
      四月底开始向茶坊转移，五一前搬迁完毕，在茶坊新厂址举行了庆祝五・一劳动节的集会，同时宣布工厂被命名为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原厂长郝希英调党校学习，任命周鉴祥为厂长，张永励政委调回后動部，委派曹广华为政委，并派赵发生为总支书记。
      在生产上分设修械部和机器制造部，修械部的任务是枪械修理，生产管理员是刘贵福，检验员是许云峰，机器制造部的管理员是黄海霖，模型铸造是王大勋。
      当时工厂职工约400余人，修械部200余人，机器制造部百余人，行政、总务、警卫、材料等约百余人，除少数带家眷的职工住外村，其余全部都住茶坊村。
      茶坊村分东西两个部分，中间还有一片枣园，东村是修械部工房和材料科，西村是机器制造部、总务行政单位和职工宿舍，这里还有一片场地和一个戏台，是过去集市庙会之地，现在用来集会和文娱活动的场所。工厂工房都是利用石砌窑洞，只是锻工、铸造搭盖了临时房屋，后来又建造了个临时俱乐部，少数几间办公房屋，其他没有新的建设，文化学习则是利用野外大树底下的空地作为课堂。
      修械部有机工股、锻工股、钳工股，另有木工、模具样板组，机工股有元车三部、刨床一部、钻床一部和一台15马力卧式柴油机为动力，实行两班工作，股长是刘徳林和张庆森，锻工有八至十盘红炉，领工是赵希海，钳工股长是贺瑞林、孙云龙，样板模具是刘先惠、李玉常，此外还有材料员、产品收发员和工务记录员。赵俊、李相池、张光祖、陈九如调出之后，老的红军修械技术工人就少了，太原兵工厂来的工人成了主要力量。

送来修理的枪械，首先进行分类检查，确定需要更换修理的零部件，以此来组织生产，送给我们修理的主要是步枪。机枪和火炮，那时部队装备得不多，送来修理的很少。
      在1938年秋季，军事工业局在马家沟组建了修械所，从我们茶坊工厂修械部调去一部分技术人员承担了修械任务。我们厂里的修械部准备逐步转移到制造步枪方面来。
      机器制造是以沈鸿带来的机器和人员为主建立起来的，机器设备方面，有四部元车，一台大的龙门刨，一台牛头刨，铣床一部，钻床一部和一台8马力狄塞尔立式柴油机，其他还有台钻、虎钳等类工具，基本上具备机械加工的能力。人员方面有黄海霖、陈孝良、吴璜、宋廷良、沈保全、曹金木、姜载愉。夏季从重庆来的工人胡瑞琪、杨仿人，柏映群到厂后也分配干机钳工、也有从修械部调来的太原来的工人，如张士杰、吴从科、陕吉泰、范明谦等，锻工、模型、翻砂的工人大多数是从流落到西安的工人中招聘来的。经过调整配备，可算得上一个有机器制造能力的小厂。
      到茶坊之后，我首先被分配在机器制造部，与上海来的同志一齐搬运、安装机器设备，开工后，协助黄海霖同志准备图纸、材料、工具，组织生产的工作，后来工厂准备生产步枪，在工程处下建立生产管理组和统计组时，我被调往生产管理组助理组长顾光的工作。
      王大勋、戴厚基负责模型翻砂方面的生产准备和管理工作。
      机器制造首先生产台式车床、手板刨床、小型牛头刨、小型台钻等，出产的小型机器，送给前方修械所用，也留有自用的。后来就改为生产制造步枪所需的专用设备。

制造机器设备首先需要设计绘图，在工程处内成立了设计制图室，由沈鸿同志主持领导，组长由徐驰担任，组员有刘元义、刘柏罗、吴宗焕、胡代华等。
      在偏辟的陕北搞机器制造，是极为困难的事。当时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工业很落后，机器制造工业更差，所有的机器设备都靠从外国购买。在陕北制造兵工设备，也没有参考样品。在工作中遇到不少的困难。沈鸿同志有钻研、创新精神，从不畏惧困难，白日黑夜，总是在思考琢磨。总想在专用设备设计制造上不要耽搁了工厂转产步枪的生产任务，大家都怕他身体单薄，难以经受得住，劝他注意身体，夜间不要工作太久了，他总是说。“不把日本打出国去，不考虑个人身体问题”。他这种为国献身的精神，对全厂职工都是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茶坊工厂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提高职工文化、技术、政治水平放在首位。工厂设立了训练班，任命顾光为训练班主任，主持文化教育。顾光原是上海交大的毕业生，也是交大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任命他主管职工教育就是对职工教育的重视，后来顾光调生产管理组，由韩川接替他，教员有黄林、林溪、兰野、黎浩等，陈可达组长兼任了政治教员。职工按文化程度分別参加初小、高小、初中等班次学习。每天有一个半小时的上课时间，晚上还有复习作业的时间。除教员之外，还组织文化较高的同志到小组宿舍辅导作业。职工对文化学习热情很高。带有家眷住在外村的人，都是提前吃了早饭赶来参加学习，很少有迟到现象。寒冷的冬天，大家也坚持在室外上课。职工通过学习，文化知识提高很快，对生产和工作有很大的促进。工厂不只是生产单位，也是培养人材的学校。全国解放之后，许多职工都成了国防建设和工业建设的有用之材。说明那时重视组织职工文化技术教育，是正确的。
      在时事政治学习方面，注意当前的国内国外时事，每周举行一次讨论会。讨论会由政委和总支书记亲自主持，根据当前的重大问题来确定讨论题目，而后分头进行准备，写出提钢，在学习会上，由主题发言人介绍总的情况，大家讨论。发言都是很热烈的，在问題讨论认识比较统一之后，オ告一段落。这种学习限制性很少，讨论起来比较自由，但必须占有各方面的材料，必须作充分准备。参加干部时事政治学习的，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干部、未及初中程度的，主要是参加文化知识学习。局里来厂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参加学习讨论。
      干部技术业务学习方面，局里来厂指导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如工程师陆达、汉涛、钱志道、唐有祥等，厂内的顾光、徐驰以及沈鸿对我们帮助很大。总之工人学习文化空气很浓，干部自学的积极性很高，上上下下都在奋发向前。
      在职工生活中，工会占有重要地位。工会威望很高。我们厂工会主任是先陈九如，后改选贺瑞林，工会秘书是刘元义。那时的工会干部都积极负责，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

生产上的班组长负贵组织管理生产，工会组长则负责管理职工的生活和思想，工会小组每周有一次生活会。在工作、生活中出现的问题，通过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以解决。遇到其它方面的问题，转给有关方面处理。例如，行政方面的问题，反映给厂长，经厂调查处理之后，在职工大会上进行解释和答复，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当面质问，当场解答。工厂无法解决的问题，汇报到军事工业局或后勤部，李强局长来厂视察工作时也参加或召开职工大会，传达上级的指示要求，听取意见，并解答职工提出的问题。国民党扣发军饷、封锁边区，使职工生活和劳保用品的供应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后勤部叶季壮部长为此来厂，听取职工反映后，在大会上宣布答复一些能够解决的问题。如肥皂、大米、白面等的供应问题，从此每周又能吃上大米白面了，职工们都很高兴。

工会在开展宣传教育和文娱活动方面做得很出色。职工来自各个方面，兴趣和爱好不同，爱好音乐的钱指导、戴厚基、兰野等，他们就教唱抗日歌曲，厂青年队的歌声雄壮整齐，每逢开大会开始都拉他们唱歌。也有爱好京戏的，如刘贵福、贺瑞林、石崇江、吴长润等，李玉华、吴云鹏喜欢拉胡琴，配合起来就可演京剧。他们不但在工厂演出，还到延安参加会演，受到表扬。还有一些同志喜欢说相声、大鼓、双簧等。在话剧方面，王大助、戴厚基、兰野是厂内的骨干，都是晚会上的积极分子，因此我们开起晚会来节目不少，很是热闹。鲁迅艺术学院也曾到工厂访问演出，陈荒煤等曾到工厂访问，并指导我们排演了《放下你的鞭子》，职工很高兴。洗星海同志也曾到工厂访问，并为工厂创作了厂歌:“自已的机器，自己的工厂，为抗战工作，站在国防生产岗位上……”。职工都很喜欢这首歌，经常高唱。
      在改善职工生活方面，警卫排的战土们付出了很大的ガ量。他们站岗放哨守卫工厂，还担任交通员送信，耕地种菜，上山烧木炭供大家取暖，在上山烧炭中还为大家打猎，全厂职工都吃到了他们猎获的野猪肉。
      偏辟山区的エ厂，缺少体育文娱设施。窑洞里没有桌椅板凳，夜间只有一盏煤油小灯。很多事情晚间不能进行，这样吃了晚饭，职工们往往不约而同的到政委、总支书记作为办公室兼宿舍的窑洞内谈天说地，有时也搞一些即兴的娱乐游戏，场面还颇热烈。曹广华政委是大革命时期党的干部，识多见广，对人和霭亲切，关心团结同志，赵发生总支书记是很活跃的红军年青干部，大家都很爱与他们交往和交谈，他们也欢迎大家到他们的住处去。从这些谈论中学到了很多历史知识，社会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交往使上下之间感情更融治，团结得更好。这对我们每个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我们学到了党的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
      在陕北办工厂，困难很多。化铁化铜都需要焦炭，但这里从来不生产焦炭。工业局成立后，就派唐有祥等同志查看煤矿，寻找生产练焦的煤源，组织土法生产焦炭，解决了化铁化铜的焦炭问题。在铸造上，生铁来源困难了，使用废旧机器生铁比例加大后，铸件出现白口铁的现象，机械加工困难。陆达工程师驻厂解决生铁溶化及铸件焖火问题，同时采用土法妙铁，将烂铁变为熟铁。汉涛同志是局里负责管生产工作的，经常来厂指导、帮助工作。制造步枪时，他在步枪样式的选择，计划的安排，生产的准备，设备的制造，组织的调整诸方面，都为工厂出了不少好主意。
      自从国民党扣发军饷、封锁边区，我们在生活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党中央毛主席号召边区军民开荒种地，生产自救。工厂的干部战士都积极响应。沈鸿同志提议利用春节假日，开展积粪造肥准备春耕。当时大雪纷飞，预示着来年是个丰收年。元旦一早，大家就拿起锹镐、扁担箩筐，在工厂周围开展突击竞赛，春节假日都在劳动中渡过，大家说我们过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节日。解冻了，就上山开荒，为了减少来往时间，午饭是送到地里吃。劳动累了就躺在阳光下休息。劳动一天，一大片荒地开星出来了，不仅我们自己高兴，附近的农民也前来观看，看到我们很多人集体劳动，场面壮观，成绩显著，称赞说:“真是人多好种地！”
      何家岔分厂
      工厂决定生产步枪需要增添机器设备，扩大生产人员，在茶坊的窑洞房屋就不够用了。上级选定在保安县(志丹县)境内何家岔建设枪厂。何家岔距延安一百四十余里，距茶坊七、八十里，在一个较大的山沟内，原来只居住三四户人家。我们就在山坡上挖土窑洞，在沟里小平地上造房屋。土窑当宿舍，机工锻工利用房屋，两面山势较高，后沟是一片森林，防空保密条件都较好，没有公路车道，运输全靠骡子。
      1939年4月初，从修械部和厂内其它单位调一部分人员到何家岔建立分厂。厂长由周鉴祥兼任，叶桂生为教导员。经过两个多月的辛勤劳动，窑洞房屋建设就绪了，原来修械部的机器和从西安订购的元车正在陆续运到。正在这时，突然宣布停止建厂，绝大多数人员调往前方，发展前线兵工建设。
      调往前方的入员由教导员叶桂生带队，要求六月中的到达延安县川口镇，同军事工业局、茶坊工厂、马家沟修械所调往前方的同志在此会合。（杨晓峰）

（责任编辑：李鑫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