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一专署下辖兴县、神府、岚县3个县。当时专署、县府合署办公，由于战争艰苦频繁，政府机关就必须精干，人员少效率要高。全专署设民、财、教、建、司5个科，1个专职秘书，1个事务室，1个机要交通站，连同专员、县长、通信员、炊事员，满打满算总共40余人。财政科人最多也只有六、七人。民政、教育、建设、司法科备2至3人，一人还得常年抽去下乡。工作不分昼夜，就是熄灯休息了有人打门，照样起来办公不误。1944年夏日，全专署闹伤寒病，除三、四个人没有病倒外连司法科唯一的丁山同志也躺倒了。司法科业务临时由民政科代办，其实民政科也只有3个人，还常抽1人下乡。交通站除站长外还有6、7个交通员，经常身背手榴弹和手枪把延安送来的重要文件转送各地，从无丢失。有时交通员病了，张立中站长亲自顶班。
      地方机关工作和部队后方机关工作并无两样。尤其在日寇频繁的扫荡期间，机关工作人员均须分散，深入区村协助工作，发动群众坚壁清野，组织民兵配合部队打游击，除少数老年人和病残一般都不准过黄河西岸躲避。有一次反扫荡，李家湾听到枪响，公式望哨一再催我们快走，我们还往被敌烧毁的旧县财政局二层楼上装藏挑选的茴子白。等到我们从紫沟往红花梁上转移时敌人已进了西关。我分配到木崖头行政村，当晚宿白家沟，第二天刚天亮到木崖头，区村干部早已在那里等候。张伟民（县青联干部、华侨、广东人）、张坎（一完小教师、河北人）和我正准备过河（指西川岚漪河），对面一个女同志高喊，“是自己人吗？”我听出是五区妇联范水英的声音，忙回答“是县里的老张。”范说：“不要动，河沟已埋下地雷，我下去接你们”。当夜我们分开来到南梁北梁村一带，那里收获的庄稼还未入仓，我们发动群众突击枪打就地坚壁。
      过三四天，敌人从庙子井村梁上过来，我和尹高栓村长误入敌包围圈，跳到一个墙内躲藏，连日本军旗都看得见了。下午我们回到南梁村，抗大七分校几位同志早已把小米焖山药蛋干饭吃了，给我俩留在锅里。此后我就跟随他们行动。六个人只带一支枪两发子弹，在十三梁村沟里被敌骑兵追赶甚急。抗大一位姓李的同志说“大家转移，我为国尽忠”，打在敌人马腿上，第二颗子弹塌火了，敌骑兵扭头往回就跑。大家在山头上开心地说笑着。埋在木崖沟里的地雷由于发火管失灵，敌人踏着了但没有爆炸。
      田家会、甄家庄战斗中，专署同志大都随特务团27团行动，昼宿夜行，捕捉战机，公文印鉴随身携带，保证粮草担架及时支援。1943年反扫荡总结，五区高家崖村长高映涛将敌机关枪误看作是压面条用的“河捞床”，身背印章找印章，导致有人慌乱中丢失步枪1支，子弹10发，传为笑料。
      平时我们工作中最难办的是遇到灾年征粮困难，残废军人安排不好，军用物资转运困难。对此，专署做了专门调查，并采取多种办法解决。我们还帮助残废军人生产自救，以克服和渡过困难。晋绥边区自己制造的“燕燕”肥皂就是一个退伍军人在西关用两口铁锅自己配料制成的，这种肥皂还招待过前来晋绥参观的中外记者参观团。闻名全县以及岢岚一带的木质烟袋锅也是出自一个残废军人的手艺。工卫旅司号员每次来民政科就说：“马西夺大炮”是他吹的冲锋号。（八分区一次对日战斗），摆老资格。李尚信科长经常告诫我们，要耐心，同情他们，不能发火。
      一专署还代晋绥军区司令部、晋绥行署颁发部分残废退伍证。一定时期向军区和行署民政处核对存档。文革后期一天我去刘献公式家闲聊，正好碰到原陕甘宁边区警一旅的一位退伍医生常丛林（当时太化医院院长）拿着沈越、刘献公式签章的回冀中行署的介绍信找刘核对。刘说：“手章没有错，谁写的介绍信看不出来。为什么写民国不写公元。”我一看是杨文联的手笔，介绍信无误，但是否拾得别人的，不好肯定。后经组织调查，证实是常的介绍。原来当年常回冀中，因战争辗转两年回不去。1946年，常在代县街上可巧碰上他们旅的伙食管理员，告诉他代县中学院内堆满伤员，你还不去做手术回什么家。就这样常南北辗转，来到太化，他把那张麻纸介绍信贴在白洋布上，视若珍宝。
      1988年，我回兴县探亲，刚下汽车碰到蔡家崖一农民问我是否民政科工作过，姓张，说他的残废证就是一个姓张的还是一个姓杨的青年人办的，后来丢失了，县里至今不承认，只给了临时领款的单子，还翻开衣服叫我看他的伤口，说他是特务团一营的。离休后我翻阅过山西省民政厅编印的烈士名录，兴县籍只3人，是经我亲手办的，其实岂止此数。离石官庄垣对日战斗中，兴县籍战士牺牲40多人，当时除按规定抚恤还造册存放神府县一个村，日本投降后又转移到边区拥军爸爸任万生家里保存。至于太原绥包战役中牺牲的就更多了。1946年，一分区武委会干部胡建科同志带领民兵北上绥远支前牺牲，至今长眠在大青山下。
      兴县每年两次动员新兵，每次200名或400名，补充120师或其他部队，120师特务团后来人称兴县子弟兵。1943年调来的27团，到1946年，四分之一的战士是在兴县补充的。晋绥军区警备营700人中兴县籍战士400人。这些同志现在多已去世，除少数逃走外大都牺牲。他们的英名未能录入烈士名册。
      一专署机关生活艰苦紧张但颇有规律和节奏。清早七时半起床，随警卫连跑步。跑完步回来学习两小时。学习内容包括实事、政策、政治常识等。对不识字的同志，每晚由各科室抽人教认生字。沈越专员到任后，还要求将每天报纸分类剪贴成册。《晋绥日报》杨效农同志来看爱人田允中，支部请他出若干时事政策题，举行测验，以推动学习。每逢过年过节，我们还自编自演文艺节目，组织秧歌队活动等。1945秋排了一场描写机关大搞生产的戏，杨文联扮棉花姑娘，刘克增扮个长山药，虽然水平不高，西关演出时还吸引来不少观众。
      为节省开支，机关提倡无事不点灯，破纸要集中，料炭重复生。财政科两盏灯，每晚发两钱油。其余科室只准点一盏灯，每晚发3钱油。冬天到来，烤火炭一室10斤，院内炭堆如山，但谁也不敢去拿。白天不生火，晚饭后才生火取暖。这个传统一直到全国解放后不变。晋西北吃黑豆，在各根据地是出名的。那时粮食定量，每人每日小米斤半，盐3钱，油3钱，菜1斤，实际有时停发，有时发得很少，全靠自力更生。1943年到1947年，小米减到15两，以后又恢复到斤半，还得节约2两备荒。每日两干一稀，早晚多稀饭炒面，偶然改善伙食，小米干饭就算不错了，有的好吃的留在过年过节聚餐。1944年后，搞生产有点家底，才改成早上莜面、拨烂子和稀饭。1945年日本投降后，事务长康连枝拿上伙食账找李振东会计核算，看有没有亏损。李算来算去还多出2斤猪肉的钱，这天中午大家搓莜面鱼和山药蛋、猪肉炒到一起，来了个莜面烩猪肉，大家像过年一样美吃一顿。
      1944年到1948年，机关一直利用早午晚时间纺线种地。抽烟的张龙怀、丁山、李振东、张立中、杨女联还种了一小块烟草。白刃专员习惯晌午去剪西红柿的油条，叫我和孙平善（警卫员）去陪他。为了不和群众争水，我们利用晚间去浇水。有一次孙启明科长和我值班，要清早四时去田里打水浇地，多次叫不醒我，最后索性甩衣服给我穿起从炕上拖下来，才把我惊醒。
      每年春秋换季时节，天天打问军区后勤部去晋察冀驮布的牲口回来没有，老等发布换季。那时从来不发衬衣毛巾，更不说肥皂了。夏天中午到河里，先洗衣服后洗澡，用灰菜当肥皂。冬天半身穿棉衣，后来两年发一套棉衣，第二年发四尺补丁布。对如此缺衣少粮的物质待遇，大家都无怨言还互相谦让。孙启明、刘壮、马安国、张龙怀等同志一再将发给自己的衣服和布让外地同志用。油印员李忠元给救济30斤小米就是不要。杨文联同志当时已是当爸爸的人了，全家只能领到40多斤粮煮稀饭吃。1946年，杨到绥蒙前线慰问，临时托我把口粮月底送去。有天早上我送去粮时，他家正吃早饭，一小盆稀饭煮几颗山药蛋，孩子们捞了山药蛋，他的爱人只喝稀汤，还得帮人洗衣服做鞋底。
      专署本身没有医疗设备，有病找中医看。重病送军区卫生部后方医院看。孙启明科长的爱人得鼓症（腹水），无钱医治，命在旦夕，可巧军区卫生部祁开仁部长在兴县召开中西医结合座谈会，将她作典型，中西结合治疗。祁部长给抽腹水，张尊五老先生给吃中药紧跟，不久病愈。1943年到1944年，120师几位年老体弱的军医退伍，我们安排东关一个小庙内开办社会福利性医疗所，为群众看病，后又请出张尊五老中医，发展成为兴县民众医院，从此小病再不必找私人医生和120师卫生部了。
      尽管物质生活那么困难，但人们精神饱满乐观，加上领导同志带头，吃苦在先，不特殊化，上下一致，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白刃同志按规定吃中灶，但每次炒点白菜、豆腐、鸡蛋，总是分给病号和胃口不好的同志享受。警卫员孙平善把白刃的被子丢到河里，自找块砖头一枕，席地而睡。小孙个子小过河有困难，白叫他骑马过河，他却自己徒步过河。
      一专署的同志除1948年组建榆林地委去了一部分，其余都随军赴全国各地，好多人已谢世。回忆往事，他们清正廉洁、一心为公、不谋私利、刻苦奋进的创业精神和拼搏精神，永远是指导我们事业胜利前进的保证。 （张维勤）

（责任编辑：李鑫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