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赴前线 与日军殊死搏斗
      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并没有使吕梁人民屈服，而是激发了强烈的仇恨和反抗。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和组织下，他们为了保卫家园、为了拯救民族危亡，纷纷参军参战，奔赴杀敌前线，与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
      日军暴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太原失守，1938年初日军气势汹汹进入吕梁，在吕梁土地上进行惨无人道的蹂躏和杀戮。据不完全统计，抗战8年中，日军在吕梁境内制造惨案上百起，有两万余人惨遭杀害，其中一次死亡百人以上的惨案就有20余起。有完整资料记录的大型惨案有：日军血洗兴县城乡（死亡1500余人）、方山大武惨案（死亡600余人）、柳林石家峁惨案（死亡500余人）、交口双池惨案（死亡400余人）、临县贺家洼惨案（死亡217人）、离石坪头惨案（死亡187人）、交城县阳渠惨案（死亡180余人）、岚县草子寨惨案（死亡180余人）、交口后务城惨案（死亡138人）、汾阳中庄惨案（死亡133人）等。
      集中“扫荡”和“强化治安”是日军对根据地人民残酷镇压的又一形式。1940年，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之后气急败坏的日军将华北和山西作为报复的重点，对包括吕梁在内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展开了更为疯狂的进攻。在第一次大“扫荡”中，兵力两万余人，分18路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重点是吕梁境内的四分区、八分区、兴县地区及三分区的米峪镇地区。在“扫荡”中，日军实行了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从1941年3月至翌年4月，日军连续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4次“强化治安”运动。通过“强化治安”运动，完成了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封锁，也将其“蚕食”进攻由局部推进到全面开花、涉及整个晋绥根据地。1941年至1942年，在日军对晋西北根据地实行“蚕食”与“扫荡”中，共增设了70多个据点，连同原有的据点，达到250余个。
      河防保卫战
      1937年4月，日军约1个旅团兵力附30余门大炮在离石一带集结，5月初向军渡进犯，企图截断陕甘宁与晋绥之间的交通线，并强渡占领吴堡宋家川，从而突破河防阵地。留守兵团识破了敌人的企图，以警备8团主力东渡黄河，设伏在汾（阳）离（石）公路翼侧、离石城西部王老婆山地区。5月10日夜，在离石游击队的配合下，突然袭击日军先头部队1个大队，歼敌200余人，缴获步枪40余支，机枪2挺，遭到打击的日军只好仓皇撤退。1939年6月4日至6日，日军以1.5万余人进占军渡、孟门、碛口，在黄河东岸各山头构筑工事，用飞机、火炮向河西宋家川、枣林坪、李家沟一线河防阵地狂轰滥炸。留守兵团河防部队在晋绥边区人民的支援下，沉着坚守阵地，以火力封锁河面，使敌人难以越过河心。河东部队也猛烈袭击敌人侧后，使日军腹背受击，狼狈逃窜，粉碎了日军对河防的进攻。9月，碛口2000余敌人在炮火掩护下集结河滩，放船强渡。120师359旅一部和警备1、8团，用机枪对敌猛烈射击，使敌人不能强渡。边区河防部队又以一部分兵力从右翼东渡，袭击敌人侧后，敌无奈分路撤退。此战，河防部队共毙伤100余敌人，俘虏敌人2名。1940年6月，日军又出动一万余人，企图摧毁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威胁陕甘宁边区河防。359旅除加强河防守备外，于6月17日以718团1营东渡黄河，向进攻碛口、三交、临县城的敌人进行侧击，截断敌人前后方的交通联络，胜利地完成了保卫河防、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
      八分区游击战
      1938年6月，改编后的保安二区一支队继续在山西省第八行政区专员公署辖区平川开展斗争。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一支队进行了大小战斗50余次。6月21日，3营一部在文水县上贤村袭击日军，击毙日军5人，后因敌人增援，无奈撤出战斗。7月6日，副支队长周平率2营从文水马西村出发，到平遥县香乐车站伏击日军火车，毙伤日伪军30余人，俘伪军17人，缴获步枪10余支、子弹千余发。8月2日，周平率3营在文水县马村，伏击由汾阳返回文水的日军一个中队100余人，击毙48人，伤40余人，缴获机枪2挺、步枪30余支、子弹2000余发、掷弹筒2具。战斗中，连长吴克宽、排长刘少国等13人牺牲。10月28日，日军进占文水县开栅镇，准备围攻刚刚转移到交城县东社的一支队，支队乘敌人大部分出动抢修进山公路之际，袭击开栅守敌，杀伤敌军。
      吕梁三战三捷
      1938年9月，华北方面的敌人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调集部分兵力，试图一路由风陵渡向西夺取西安，一路由军渡、碛口进攻延安，妄图实现其侵占我大西北的罪恶计划。为了粉碎日军西渡黄河计划，八路军总部命令活动在吕梁山的115师343旅担负牵制日军过河的企图。115师343旅686团团长杨勇指挥八路军115师343旅在汾阳境内的薛公岭三次打击西犯日军，共歼日军1200余人，击毁汽车近40辆，俘获日军19人，缴获枪炮560余支，主将山口也在马蹄下丧生。此役，痛击企图西渡黄河的日军，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抗日士气。
      1940年春季反“扫荡”
      1940年2月23日，日军纠集1.3万余人的兵力，从北、东、南三面分六路向晋西北根据地发动春季“扫荡”。南线的4000余敌人于3月24日分别进至柳林和大武，26日占领林家坪，27日又进占安家庄。贺龙、关向应得知情况后，判断日军必定会进占临县，决定在敌人运动中打击或歼灭其一部。由于敌情发生变化，部队又返回，同时命令715团派两个连到临县以西、以南山地与敌保持接触，拖滞其前进。
       3月27日，柳林1000余日军进占碛口后，遭到我军359旅一部和晋西支队的袭击，被迫于当日撤退。28日9时，敌人在飞机掩护下，从三交、安家庄分二路进占临县城，120师指挥独1旅、358旅、晋西支队和决死2、4纵队有力配合歼灭敌人。
      29日8时，临县的敌军在飞机掩护下倾巢出动，兵分两路向东进犯，都遭到我军的猛火反击。30日，日军与决死2纵队激战后，虽占领圪洞、胡堡至方山一线，但兵力受损，不得不于31日全部退回大武，经离石返回汾阳。1940年4月1日，近40天的春季反“扫荡”结束，120师与新军各部紧密配合，共进行大小战斗60余次，毙伤日伪军1000余人，收复岚县、临县、方山县城和11个村镇，保卫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二十里铺战斗
      1940年7月初，贺龙命令在康宁镇的358旅和在窑头以西的独1旅在山西省兴县二十里铺至明通沟以南山地设伏。7月4日，驻扎在兴县城内的2000余日、伪军先后向东撤退，在二十里铺以东地区钻进贺龙布下的“口袋阵”，埋伏在附近的358旅、工卫旅和决死4纵队发起总攻。日寇无法突围，只好退守在白崖沟、阳会崖等地等待增援。当晚，358旅等参战部队再次发起进攻，激战到第二天拂晓，日军保德增援部队接应侵犯兴县之敌溃逃。此役共歼日寇700余人，打击了日寇的猖狂行为，激励了兴县人民的斗志。
      百团大战吕梁战场
      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兵力，在河北、山西发动了 “百团大战”。吕梁作为山西战略部署的重要战场，为百团大战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1月14日起，日寇对我四、八分区进行反复的“扫荡”和夹击，同时又从岚县、岢岚出动3000余人，合击兴县，企图消灭晋绥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彻底摧毁我根据地首府。
      贺龙司令员识破了日寇想在兴县、临县、方山三城及其周围各村镇建立据点，长期分割与摧毁我根据地的企图，制定了新的反“扫荡”部署，遂于11月27日电令各分区，动员全体军民，以一切力量粉碎日寇设点修路的阴谋，不让敌人修成一里路，以最小的伤亡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1942年5月和1943年10月，八路军120师先后在兴县境内发动了田家会歼灭战和甄家庄歼灭战，共歼灭日伪军1300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被誉为晋西北我军模范的歼灭战。
      “挤敌人”斗争
      从1943年春到1944年，吕梁各级党、政、军组织遵照毛泽东“挤敌人”的指示，动员人民群众，配合主力部队，为把敌人挤出根据地，扭转根据地的不利局面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吕梁区域内，根据地军民在军事上采取了敌进我进，靠近敌人，相机行动的方针；在乡村则发动群众，开展反汉奸，反维持会的斗争；在围困据点中则采取撤离据点附近的居民，困死敌人的办法。1944年，吕梁根据地军民在更大范围内扩大“挤敌人”的成果。当年3月至10月，三、八两分区军民相继进行了岚县普明镇破坏敌人军事器材行动，围困挤走交城芝兰敌据点，袭击娄烦据点夺粮站战斗，切断离岚、汾离公路交通线的战斗，拔除马茂庄等7个据点，袭击汾阳日伪飞机场，攻克协和堡敌据点和围困、拔除临县三交敌据点的战斗等，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吕梁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得到根本好转。
      大反攻
      1944年秋和1945年春夏，吕梁军民开始了反攻，连续对敌伪发动了三次攻势战役，收复了方山、岚县等地的大批敌据点，歼灭了大量敌伪有生力量，将敌伪压缩到太汾公路、汾离公路线上的主要城镇，紧接着，在南、北两线展开了对日军的大反攻作战，使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并对太原之敌形成直逼与包围之势。
      抗战八年中，晋绥人民把自己的10万余子弟输送给八路军主力部队，其中有吕梁儿女3万余名。晋绥八路军主力部队到1945年之所以能增加到6.9万人，是与晋绥及吕梁人民的大力支援分不开的。吕梁各县市都有许多人离开故乡，转战南北，拼死疆场，把鲜血洒在高山之巅，洒在大漠河畔。有许多战士英勇捐躯，长眠在中华民族抗击侵略的战场上。（张秀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