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梁秘密交通线——
      通往延安的“钢铁走廊”
      抗日战争时期，重要城镇和交通要道被敌人占领，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联络十分困难。背靠陕甘宁边区的晋西北根据地，特别是吕梁地区成为延安通往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中、华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唯一比较安全的通道。通过这条通道，及时准确地传送了党中央机密文件、信件、重要书籍，安全护送了过往人员，运送了大量的重要军事战略物资，这条地下秘密交通线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被人们誉为通往延安的“钢铁走廊”。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时期，日军为了破坏与切断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加紧了对晋西南、晋西北的分割、封锁。1942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建立各根据地秘密交通的指示》，指示各根据地之间，必须建立通过敌人封锁的秘密交通线，延安到各个根据地应建立两条主要秘密交通干线：一条由晋西北之交城、文水到晋西南转山东、苏北到华中；一条由原平到晋察冀转冀中、平西及冀东。根据党内交通工作的实际要求，晋西区党委和晋绥军区经过周密的组织侦察，决定开辟了北、中、南3条秘密交通线。北线：由兴县，经过岚县、静乐、忻县、崞县到晋察冀边区的北岳二分区；中线：由兴县，经过临县、方山、交城、清源、太原（县）、徐沟、太谷、祁县，进入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二分区；南线：由兴县，经过临县、方山、交城、文水、汾阳、平遥，进入晋冀鲁豫边区的太岳一分区。这三条秘密交通线交汇于兴县，由兴县向西从黑峪口过黄河，经佳县、吴堡、绥德、清涧到延安。后来的实践证明，中央和各根据地的领导干部过往和战略物资转运多数通过吕梁境内的南线和中线来完成。
      由于敌情的千变万化，地方党组织的周密部署，军队和地方武装的密切配合以及正确通过方式的选择至为重要。以护送重要干部过往为例，需要根据具体情报确定不同的方式：或公开的武装接送；或经过化装半公开地由交通队护送；或秘密地在群众掩护下由交通站转送。公开掩护、护送是交通员沿途侦察、警戒带路，在日伪据点附近设伏警戒，掩护通过，直到将护送人员、重要文件、战略物资送到友邻军区边沿设立的分区交通站，进行交接后才算完成任务。秘密护送是通过地下党的关系，事先联络好，对过往的首长、干部进行各种化装：或化装成经商者、病人、探视者，或化装成医生、伪官吏等，持以合法证件，以合法手段乘坐汽车、火车、马车等交通工具通行，而且事先利用秘密关系或关卡检查人员予以掩护放行。交通队员从护送出发到沿途接头、到达目的地交接，沿途不与被送者同行，但须始终在沿途两侧或附近担任警戒和掩护，发生突发事变时，随时上前处置，掩护目标脱离险境。派部队武装护送是大部队或重要负责干部过境，由所在军分区首长率部队护送，这时交通队仍担负沿途侦察、带路、架桥、联络和警戒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吕梁军民突破敌人的分割、封锁、包围，通过这条“钢铁走廊”接送数以万计的干部安全到达目的地。吕梁境内的晋绥八分区接送了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陈毅、罗荣桓、杨尚昆、陆定一、陈赛、蔡畅、徐特立等许多中央领导人和党的重要干部，还接送了相关的抗日团体人员、朝鲜独立同盟人员、美军联络人员、日本工农学校学员、一部分国际友人和国内民主人士等，共达2852人。吕梁境内的晋绥三分区接送了聂荣臻、彭真、罗瑞卿、程子华以及联大、抗大师生以及相关部队、机关工作人员、国际友人等，计一万余人，还运送了延安和各根据地之间往返的许多重要文件、书籍、枪支、弹药、药品、医疗器械、通讯器材、布匹、棉花等军需物资1000余吨。1942年赴延安参加整风的各根据地干部和1945年赴延安出席“七大”的各根据地代表，也都是吕梁区域内军民安全接送过境的。吕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完成干部接送、物资转运和秘密文件传递等任务作出了重大贡献，人民群众宁愿牺牲性命也要保护好过往干部、交通人员。一些执行掩护任务的群众和战士，为交通联络工作的完成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永远活在人们记忆中。
      兴县蔡家崖——
      晋绥人民抗日的“火线堡垒”
      抗日战争时期，位于陕北地区的延安被誉为“革命圣地”，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领导着人民革命战争迅猛发展。与陕北毗邻的黄河对岸山西兴县境内，有一个叫蔡家崖的地方，驻扎着晋绥边区的首府，也领导着晋绥边区人民英勇奋战，拱卫延安；建党建政，改善民生；团结进步，共筑长城，成为晋绥边区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火线堡垒。
      兴县蔡家崖，位于现今吕梁市区域的北部，晋西高原。抗日战争时期，是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是晋绥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文化宣传教育事业大部分单位的所在地，被人称为晋西北的“小延安”。
      1940年“晋西事变”后，兴县成为晋绥边区重要的党政军机关驻地。1937年9月，八路军挺进山西后，相继在山西西部和绥远地区（今属内蒙古）开辟了晋西南、晋西北、绥蒙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由于当时根据地内仍有阎锡山政权存在，这些地区只是建立了各自党的领导机构且处于游击状态，主要通过牺盟会、动委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晋西事变”后，鉴于晋西北已完全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中央决定，原中共晋西南区党委和晋西北区党委合并，在兴县建立晋西区党委（1942年8月晋西区委撤销，成立中央晋绥分局），由林枫任书记，赵林任副书记，统一领导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党务工作。同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亦称晋西北行署，1943年11月改称晋绥行署），由国民党元老续范亭任主任，牛荫冠任副主任，统一领导根据地的政权建设。1940年11月，晋西北军区（1942年9月改称晋绥军区）在兴县成立，由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委，统一领导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斗争。从1940年起至抗战胜利乃至后来进行的全国解放战争，晋西区党委（晋绥分局）、晋西北行署（晋绥行署）和晋西北军区（晋绥军区）一直驻扎兴县蔡家崖村，这一区域成为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堡垒。
      在这一光荣的区域，依靠边区党政军组织的强有力领导，包括吕梁在内的根据地军民在“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下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开展对敌斗争的同时，全体军民组织起来，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农业、工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克服了财政经济困难；面对抗日根据地的缩小、财政经济困难，实行生息民力的“精兵简政”政策；坚决执行统一战线“三三制”政权政策，实行了民主建设。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战胜困难，坚持抗战；实行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团结各阶层人民支持长期抗战；开展整风运动，加强党的思想、作风、组织和政治建设，全党进一步团结起来，更好地肩负起领导抗日军民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并夺取最后胜利的历史重任；大力开展了拥政爱民、拥军优属运动，进一步密切了根据地党、政、军、民关系，达到空前团结。从1942年1月至1944年12月，为表彰各条战线上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模范，晋西北（晋绥）边区先后在兴县召开了四届边区群英大会，表彰了工人、农民、妇女、儿童及干部劳动英雄1045人，仅第四届群英会吕梁区域内受表彰的人员即达200余人，占到全晋绥边区的三分之一。1942年10月之后，随着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的召开和部分县区村选、区选、县选工作的开展，根据地政权建设走向了正规化。在边区民主政权建立后的几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党、政、军、民一齐动员，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斗争全面结合起来，创建了晋绥边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
      由于边区党政军长期驻扎和抗日武装力量的有力阻击，使这一地区成为拱卫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党中央所在地的可靠屏障。日军占领山西之初，由于山西与陕甘宁根据地隔河相望，多次企图通过晋西北渡河入侵陕北。1938年3月，驻兴县的日军2000余人，在飞机、炮火的掩护下西渡黄河进犯陕甘宁边区。我留守边区的中央警卫六团在晋西北地区抗日武装力量的策应下，沉着应战，积极顽强地打击敌人，经过激战，击退日军的进攻。至1939年底，日军对黄河防线共进行了23次大小进攻，每次投入兵力少则2000人，多达万余人。我河防部队在主要防御点的兵力最多为一个团，但我军依据不同情况，机动灵活，紧紧依靠两岸人民群众，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党中央在陕北的安全。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发生后，八路军一二○师主力回师晋西北，反顽斗争取得胜利，整个晋西北成为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大部队沿河部署，地方游击队协同作战，有力震慑了日军。
      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晋绥根据地抗日武装力量的有力牵制和打击，日军始终未能跨越黄河，进犯陕甘宁。晋绥根据地的吕梁区域真正成为阻止日军渡河西犯、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屏障。
      抗日战争时期的史实告诉人们，吕梁地区21000余平方公里土地跨越晋西南、晋西北两个抗日根据地，是这两个战略基地的腹心地带，是令军事家、战略家瞩目的地方。吕梁不仅是华北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之一，而且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最先开始、最先发展、最先胜利的地方，是八路军挺进山西、实行对日抗战的“立足点”和发展抗战的“出发地”，是重要的战略支点之一。如果没有这样的山区抗日根据地做八路军的战略基础，执行和完成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提供强有力的人、财、物支援，就很难完成。就不会有山西抗日游击战争的勃兴，就没有抗日游击战争的光大发展，山西的抗战将无法坚持，华北抗日战争的局面也将无法形成，也就难以坚持长期抗战直到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张秀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