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吕梁民众在各级党委、政府、武装部门和群众团体的组织领导下，坚持“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掀起了规模空前、一浪高过一浪的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潮。在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较量的同时，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持根据地建设与斗争，巩固陕甘宁边区，保证晋绥边区党政军机构的正常运转，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取得最后胜利，做出了可歌可泣的业绩。
      （一）全民支援抗日
      抗日战争开始后，日本侵略者对处于根据地腹地的吕梁人民进行了野蛮屠杀和掠夺。民众丧生，粮食、牲畜被抢，房屋被烧，一些人家被杀绝、村庄被夷平。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没有使吕梁人民屈服，反而激发了强烈的仇恨和反抗。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和组织下，他们为了保卫家园、拯救民族危亡，纷纷参军参战，奔赴杀敌前线，与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有许多战士英勇捐躯，长眠在中华民族抗击侵略的战场上。抗战八年中，晋绥人民把自己的10万余子弟输送给八路军主力部队，其中有吕梁儿女3万余名。晋绥八路军主力部队到1945年之所以能增加到6.9万人，与晋绥及吕梁人民的大力支援密不可分。   
      吕梁民众为了支援抗日战争，打败侵略者，帮助根据地渡过难关，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表现出了英勇顽强的斗志和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爱国士绅慷慨解囊，把自己的家产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广大农民披星戴月，垦荒种田，纺线织布，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积极完成公粮、公草任务；工人群众废寝忘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大搞发明创造，开展劳动竞赛，加紧生产，保证了军需和民用物资的供应。
      兴县、临县等地老人碾米磨面，妇女赶制军鞋，儿童站岗放哨，并兼营农业生产，使一批又一批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碛口妇女响应党的大生产号召，几乎都成了纺花织布做军鞋的好手，一个成年妇女一天要纺三到四两棉线，一年上缴六到七个宽一尺三寸、长五丈一尺的土布，按季做一双军鞋，全部送往抗日前线。碛口新华商行业务经理王子丰，不但将50双布鞋和20匹市布一次捐给抗日部队，还开办了“军火合作社”，为抗日军队运送军火兼做买卖，而且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为地下党运送特需物品。1945年夏，湫水河发大水，冲毁了碛口不少店铺。边区政府为保住碛口这一经济重镇，决定修筑湫水河大坝，筑坝需筹小米3000石，王子丰带人多次往返延安、镇川、包头等地，费尽周折，最终将小米如数筹足，受到边区政府表彰。
      在“四大动员”中，各阶级和各阶层群众，有粮献粮，有金献金，妇女则赶制军鞋，表现出极大的爱国抗日热忱。特别是扩兵热潮中，出现了许多父送子、妻送夫、母亲送儿郎、兄弟相争上前线的动人情景。兴县黑峪口开明士绅刘少白、蔡家崖开明士绅牛友兰从抗战开始就响应“有钱出钱”的号召，捐献了大量财物，积极支援抗战。兴县共献粮28000多石（计420多万公斤），元宝370多个（合白银11300多两），银元57000元，各种金银首饰器皿100多公斤，黄金27两，法币15万元，还献出大量布匹、麻油、粉条和生猪等生活物资。全晋西北地区按照“四大动员”计划，最终献粮90426石，献金1810625元，扩兵15885名，做军鞋118441双，均超出了原计划的数目。
      在人力、物力支援根据地建设的同时，临县、兴县、岚县等地，还组织起游击队和不脱产的自卫队。自卫队分组为担架队、运输队、警戒队，负责运送物资、救护伤员、打扫战场、维持地方治安等战时勤务。临南县一区区长把自己的被子、毯子拿给伤员用；临县武家湾开展的干部慰劳八路军的竞赛活动，干部们买了羊慰问子弟兵，农会、村公所买了一头猪慰问伤员；临县三交的群众主动拿出准备埋葬老人尚未使用的棺材埋葬我军阵亡的烈士，妇女、老大娘为伤员端屎端尿，昼夜精心护理，既减轻部队医护人员的工作负担，解决了医护人员不足的困难，也体现了军民鱼水情，密切了军民关系。吕梁广大干部群众除了普及战场自救、互救、包扎、固定、止血等急救知识外，还组织民兵、民工和人民群众参加战役的后方转运、饮食护理等战勤保障工作。
      抗日战争的八年中，晋绥及吕梁人民在财力、物力上所作的贡献，仅就对战争有着决定性作用的粮食而言，从1940年到1945年，晋绥边区人民共交纳公粮1686.35万公斤。其中，吕梁人民共交纳公粮675万公斤。特别是在1942年，由于敌人的“蚕食”，边区土地面积急剧缩小、人口锐减。在吕梁人口锐减到25万的严峻形势下，仍然有不少于4%-5%的人员脱产参加根据地建设，支援抗战，从而帮助根据地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更为重要的是，包括吕梁在内的晋绥边区人民还担负起了支援陕甘宁边区建设的重任。当时晋绥根据地支援中央的经费一般要占到边区整个财政收入的50%-60%，而吕梁几个专区达到70%。1943年上缴中央的经费占到吕梁各县财政总收入的81%，有的家户缴纳公粮之后所剩无几。据调查，1942年征收公粮后，有的人家只剩下5斗细粮，甚至有的人家只剩下4斗。不难想象，晋绥人民和吕梁人民是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为支持抗战而不惜牺牲自己的。
      （二）民兵——
      劳务结合 积极抗日
      民兵土生土长，是农民中的积极分子。他们一手拿锄，一手拿枪，坚持劳力和武力相结合，平时劳动，战时打仗，既是生产能手，又是战斗尖兵，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显示了强大的威力。
      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吕梁抗日根据地处在日寇的“扫荡”、“蚕食”、“封锁”，伪军的猖狂进攻，国民党顽固派摩擦破坏的夹击之中。但是，地方民兵积极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各项政策，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最具广泛性的群众抗日武装组织。
       在残酷的反“扫荡”作战中，抗日游击队有组织地就地分散开来，与广大民兵密切结合，一方面帮助群众实行“空室清野”，安全转移，保护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另一方面与敌人展开斗争，用地雷、石雷、手榴弹一类的武器，巧妙地杀伤敌人。敌人出犯，首先迎击敌人的就是民兵，他们三五一群，满山遍野，见机行动，乘隙而入。遇到小股敌人，就集中起来，一举歼灭；适逢大队敌人，就化整为零，四处袭扰。敌人进入村庄，民兵及时扰乱，使其不得安宁，待敌人回击时，民兵已爬上山头，等敌人爬上山头，民兵复转回村里，干掉其留守部队。如此左右辗转，不停周旋，迫使敌人不得不撤退，而在敌人要逃窜时，民兵便对敌人形成阻击、截击和围剿之势。
      随着民兵组织的日益壮大，民兵的革命积极性和战斗力不断提高，除密切配合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作战外，还单独进行对敌作战，破击敌人交通，偷袭敌人据点，伏击出犯之敌，围困驻剿日军，捕捉特务、汉奸，摧毁“维持会”和伪组织。特别是在保卫春耕、夏收和秋收的战斗中，民兵起了主导作用。在单独同敌人作战中，还能够适时出援，解救处在危难中的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
      在对敌作战中，广大民兵英勇顽强、机智灵敏，表现了高尚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极大的创造性。在晋绥边区的汾河两岸至今还广为流传着“火烧弹传”的故事，男民兵扮作贩卖汽油的商人，女民兵装作运油的脚户，巧妙地充当了敌人运输弹药和汽油的“帮工”。利用装船的机会，用锥子刺破油桶。汽油溢满了船舱，船上顿时燃起火光，弹药全部爆炸。
      吕梁抗日根据地民兵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开拓创新，创造了一整套适合吕梁特点的作战形式，如伏击战、围困战、麻雀战、破击战、袭扰战、推磨战、联防战、混水摸鱼战、坚壁清野战、地雷战、石雷战等等。尤其是地雷战和石雷战，曾造成极为广泛的群众性的爆炸运动，以至出现了“家家打石雷，人人学埋雷”的热烈情景。
      吕梁的民兵组织在与日军作战中取得了辉煌的战绩。1940年至1945年6月，包括吕梁在内的晋绥边区民兵共作战19149次，毙伤俘日伪军12026人，缴获各种枪支797支（挺）、各种子弹233949发、骡马193头，摧毁敌人汽车30辆、碉堡20座、桥梁50座、公路5450余里，收回电线224336斤，夺回被敌人抢去的粮食1593604斤、牲口6863头、猪羊18581头。
      在长期的对敌作战中，民兵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1940年到1945年6月，晋绥边区民兵牺牲1021人，负伤1438人，涌现出了李有年、陈正孝、崔三娃、段兴玉、蒋三等抗日英雄和张秋林、刘能林、任万生等一大批支前模范，他们用生命与鲜血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美篇章，他们的业绩与世长存，他们的精神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张秀芳）

（责任编辑：李鑫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