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成克）一、平介县的概况
      平介县在地图中是找不到的，其作为一个县的建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理条件和敌我斗争形势需要组建而成的。全县包括：平遥、介休、汾阳、孝义四县的各一部分，是晋中平原的平、汾、介、孝边区县。全县人口约20万，耕地面积80多万亩。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素有汾河“河套”之称。境内从北到南紧靠同蒲铁路，平汾铁路贯穿东西，汾河从东北到西南斜穿全境。由于平介县处于整个三晋的中心，交通方便，人口稠密，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所以在军事上具有一定战略意义。1937年日寇占领太原以后，迅速倾兵南下，占据了整个晋中平原。日寇在平介层层建立防线，处处设置据点，对平介人民采取外线包围、内线分割，以达到他们完全统治的目的。在日寇的残暴统治下，平介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
      太原失守以后，阎锡山逃到晋西南，与日寇签订反共协定，经常派特务和反共突击队到平介破坏，奸淫抢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平介人民在日寇和阎匪军的双层压迫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当时群众中流传着这么两句话：“白天怕日头（指日本太阳旗），夜晚怕勾勾（指阎匪十九军），白天黑夜盼八路”。
      日寇在其占领区实行以战养战的政策。企图利用晋中的人力物力，占领全山西。我们也把晋中作为对敌斗争的重点。当日寇占领晋中以后，我各根据地都派出部队和政府工作人员到这里活动。但由于政策思想不明确，工作方法不对头，行动不统一，都像过路的店客，没有深人群众作好扎根工作。有的人，哪里条件比较好，他们就挤到哪里去，离敌据点较近或靠近敌人的地方，则很少有人去，很多地方仍是处女状态。
      二、以建立党的秘密交通线为中心，开辟了平介县的工作。
      1941年，党中央要求建立一条从延安经晋绥到晋、冀、鲁、豫边区连接华东地区的党的秘密交通线，以利于干部来往，文件传送，密切和各根据地的联系，更好地发挥和加强党中央对各地的领导。晋西区党委指示，由晋西南工委负责开辟从晋西北边山到晋东南边山长约100华里的党内秘密交通线。因为这条路线其中很重要一段要经过平介县，所以晋西南工委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们。完成这一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因为平介县是日寇统治了3、4年之久的敌区，并且对各方采取了强化措施。全区无沟无山，一马平川，大部队通过不好隐蔽。中间还要经太汾公路、汾河、文峪河、同蒲铁路、平汾铁路等。在这些地方有日、伪军把守，巡查很严。更艰巨的是过路人员必须在平介县住一个昼夜，如何保证安全无恙，必须作好各方面的工作。
      县委分析了这个情况以后，大家认为，完成交通线上的任务必须作好全县面上的工作。于是提出：“打通交通线，开辟平介的工作”。
      这是个行动口号，也是工作方针。于是，我们重新调整、充实、加强了平介县第一线的工作力量，以武装工作队的形式深入敌区。当时派到敌占区的干部包括由太岳派来的政府工作干部，绝大部分是坚决的，勇敢的，在对敌斗争中敢打、敢冲，不怕牺牲。不少的同志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流尽最后一点血。当时由于对敌区形势估计不足，对斗争的艰巨、复杂、长期性思想上缺乏准备，政府工作与党的工作脱节，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没有紧密配合，热衷于表面轰轰烈烈，没有深入群众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使工作受到很大的损失。县长蒋佑之同志被捕以后，我们认真地总结了经验教训，主要教训有三条：
      第一、领导不统一，步调不一致。由于党的领导是由晋西区党委派出的，政府领导是由太岳区派出的，各有各的上级，彼此不通气，认识不一致，行动不协调，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工作上没有统一的计划安排，没有统一的配合行动，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往往各行其事，各自为政，我行我素，甚至互相扯皮，在那险恶的环境中，太岳区有太岳区的要求，晋西区有晋西区的主张，工作上不能体现党的全面领导，必然会使工作受到损失。
      第二、思想麻痹，丧失警惕。平介地区已被日寇占领3、4年之久，从城市到农村层层建立了伪政权。日、伪据点星罗棋布，军、警、宪、特样样俱全。统治相当严密，手段十分凶险。对此，在干部的思想认识上是不足的。在战略上蔑视敌人有余，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不足，敢于斗争有余，善于斗争不足。组织上不精干，行动上不隐蔽，把自己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加之，我们有的同志用人审查不严格，如蒋佑之同志的秘书、警卫员都有问题，政府党组书记胡汉平同志提醒过他，他仍不注意，结果敌人钻了空子，我们吃了亏。
      第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平介县政府没有从平介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生搬硬套，把根据地的做法沿用到敌占区来。政府机构庞大臃肿，民政、教育、财政、建设、司法、公安以及武装俱全，而且铺开摊子在南良庄办公。南良庄离平遥城只有12华里，离宁固阜敌据点还不到10华里，县政府住在这里办公是很危险的。再说，抗日政府不到人民群众中去，不被敌人消灭，也会被人民抛弃。特别是在当地群众深受日寇、汉奸、阎匪帮抢劫、掠夺无法生活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体恤民情，不讲方式地去向人民催粮要款，这是非常脱离群众的。更使群众不满的是在敌占区搞“杀狗”运动。人们听说政府工作人员来了，像躲日本鬼子一样，抱着他的“哈巴狗”跑走了。有人说：“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八路变了样”。
      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大家：要想坚持敌占区斗争并且取得胜利，必须认真贯彻党在敌占区的方针、政策，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否则不但工作开展不起来，连我们自己也站不住脚。经过摆事实、讲道理，干部政策观念加强了，思想觉悟提高了，办法多了，决心大了，把原来的畏难、恐惧情绪变为继续斗争的勇气。另外，上级领导在组织上采取了重大措施，决定将原来党政双头领导统归平介县委领导，将平介县政府改为办事处。这样，既有利于县委对平介全面工作的领导，又精简了政府机构，缩小了目标。为了适应敌占区工作的保密要求，我们决定把党政干部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严格分开。秘密工作干部也不许发生横的关系。党、政、军、民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工作。党政工作、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如何配合由县委统一安排，分别召集会议落实。为了把办事处建设成为强有力的战斗组织，我们本着宁缺勿滥的精神，把机关勤杂人员、多余干部都送到根据地去学习。各区政府也力求精于，一般不超过3个人，除区长外再配两个助理员，都要求是文武双全的多面手。党务工作干部要坚决埋伏到群众中去，以社会职业为掩护，长期坚持地下斗争。如有的区委书记当雇工、有的当教员、有的当医生，包括县委负责人有的也是长期埋伏在群众之中。为了使各方面的工作围绕一个中心（建立党的秘密交通线），县委号召：党、政、军、民都深入到沿交通线各村的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发现问题，根据群众的需要帮助群众解决问题。我们的具体作法是：先通过政府工作人员对交通沿线各村进行普查，看哪些村政权倾向我们；哪些村政权被敌控制；哪些村政权属于中间状态、两面应付。然后再分别不同的对象进行分化、瓦解、争取团结工作。党的秘密工作干部以普通群众的身份，在群众中进行摸底。主要是了解群众的思想觉悟，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态度，有什么困难和迫切要求等等。然后根据需要和可能帮助群众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通过各方面的工作，分化瓦解敌伪村政权，把中间派争取团结在我们一边。有些村政权敌人控制很严，突不破，打不开，我们就配合部队去搞，打击坏人团结群众，给好人撑腰。一旦条件成熟，各方面的工作都要跟上去。
      在上级党的领导下，经过平介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我们在平介建立了两条秘密交通线。一条是从晋西北文水边山到晋东南的平遥边山。即：从康家堡、孝义镇、苏家堡、仁庄、东良庄、徐家镇、道备、游驾、东泉镇、到彭坡头进入太岳根据地。另一条是从晋西北的汾阳边山到晋东南的介休边山，即：从王虎庄、敖坡、池家庄、董寺、大会头、九枝社、安固、罗城、西王智、礼世、北辛武、龙凰、瓦瓮到北沟进入太岳根据地。要通过这两条交通线，因路途较远，必须在平介县内住一个昼夜。有些老、弱、残、疾不是住一两天的问题，还必须采取沿站护送的办法。因此，在交通沿线或离交通线不远的地方，还要建立许多住宿点和转送站。交通线上的每个村，包括敌人封锁线附近的村庄，必须是抗日的或被我们控制的两面派村政权。对这些村的要求是：吃饭有人搞，走路有向导，住房有人找。有的村还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有的村群众基础差，村公所指定一两个人专门与我们发生关系，接应一切。这些人名为村警，实际上是全权代表，不是村长的村长。交通站和住宿点的条件就要更高一些，这些村不仅要有党员积极分子，而且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男女老少都能自觉地保护我们的工作人员和过路干部。根据回忆，在抗日战争期间，从延安到前方和从前方回延安，通过平介护送的干部和其他人员约2000余人。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幼，有一般干部，有中央领导同志。刘少奇、薄一波、蔡畅、罗瑞卿、何长功、陈赓、安子文等负责同志都从这里走过。还有一批伤残军人。由于这些人的情况不同，因此护送的方法也不一样。有的是集体护送的。有的是个别转送的，还有些伤残人员、怀孕的女同志和走不动的老年人，经过化装，或骑马、或坐轿车、或坐着自行车大白天就送过去了。总之，无论遇到什么样情况采取什么护送方法，都安全通过没有出现问题。为什么我们能在日寇统治多年的敌占区，在敌人的眼皮下，为我党建立了两条打不破、砸不烂、斩不断的“钢铁走廊”呢？我们认为，一方面是我们认真地贯彻执行党在敌占区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是我们在工作中密切联系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为群众解忧去苦，把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这是我们排除万难，坚持斗争，争取胜利的可靠保证。
      三、在开辟平介县工作中，为群众办了几件好事。
      一件是解决水利问题。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农民非常关心。由于天旱缺水，群众常为争水发生纠纷，有的甚至酿成斗殴事件。为了团结抗日，解决群众灌溉与生活用水的问题，消除群众间用水的矛盾，我们先在基层建立了水利调解委员会，继而建立了水利管理委员会，由县建设科长罗平同志负责。这样不仅解决了水利纠纷，增强了群众的团结，密切了党群关系，而且通过节约用水，使灌溉面积由原来的l6万亩扩大到30万亩。粮食增产了，水费降低了，广大群众从心底里感到高兴。日、伪政府也有水利机构，但他们不是为搞水利，而是为了抓水费，搜刮民财。人们回想起过去，水费拿走了，地还在于裂着，他们感慨的说：“共产党、八路军才是我们贴心人”。
      另一件是解决口粮、种籽问题。l942年春荒，部分贫苦农民缺少口粮，没有种籽。我们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着急。心想，没有口粮是暂时困难，没有种籽关系到群众全年的生活。于是我们提出：“全村农民是一家，有了困难大家帮”的口号。并且在群众中成立了济贫小组，动员地主、富农和富裕户捐助一部分粮食和种籽，经过党员干部带头，群众积极解囊相助，地主、富农一看也就不得不拿了。不仅解决了部分人的吃饭问题，更重要的是争取了季节，播下了种籽，全年的生活有了希望。有些逃荒在外的人，听说村里调济粮食，他们饿着肚皮出去，枯瘦着脸回来，有的人端起饭碗说：“共产党虽没生下我的身，却救了我的命，没有共产党，哪有我一家人”。
      再一件是解决土地问题。平介县也和其他区一样，贫富比较悬殊，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无地少地。当时在敌区没有条件实行土改，于是我们又组织领导了捐献多余土地的工作，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部分土地。通过捐献土地，我们对地主、富农进行说服动员，对贫下中农进行了阶级教育。地主、富农听了后，不得不考虑国亡家何有，为了保住自己的家产，拿出点土地还是可以的。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得到地富拿出来的土地，不领他们的情。有的贫下中农说：“说是献、说是捐，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想拣地主的一双破鞋他都舍不得”。他们非常感激共产党，坚决跟共产党走。果真在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不少贫下中农和积极分子主动申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地下武装。
      还有一件就是我们领导群众进行反抢粮斗争。土地、水利等问题解决以后，平介人民的生活有了初步改善。但在日寇和阎匪军变本加利压榨、掠夺和抢劫下，广大群众更陷入苦难的深渊。有的群众说：“没有粮食饿肚皮，有了粮食没饭吃”。于是我们就发动群众对敌人的抢劫、掠夺，进行坚决地斗争。过去群众对付敌人的办法，就是把多余的粮食藏起来。但由于平川藏粮食比较困难，加之人心不齐，单家独户没有力量。所以，藏不了多少，都被敌人抢光了。这次我们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一面发动群众把多余的粮食藏起来，一方面通过两面派村干部到敌人那里为民请愿，说明今年收成不好，人民生活十分困难，要求减免。或者假报军情，说粮食已经征集完备，刚放到村公所，被中国军抢去了。过去因为粮食没有藏好，说话不硬气，口说没有粮食，经敌人一搜查，把粮拿走了。这次经大家动手，不但在有条件的地方挖了地洞，在屋与屋、院与院中间还搞了许多夹壁墙和暗室。有的互相还串通一体，不仅可以藏粮，还可藏人。这一来，群众的腰杆子就硬起来了。有的人把敌人拉到自己的屋看，真是一贫如洗，敌人也就泄了气。有的人没有把粮食放到最好的地洞、密室里去，留下来准备藏我们的工作干部和过路的同志。他们说：“宁肯我们不吃饭，也不能让我们的干部受损失。”
      还有一件就是我们发动群众纺纱织布，从而把妇女、儿童组织起来。因为日寇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做衣服买不到布。群众的吃饭问题解决以后，穿衣的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了。于是我们就发动妇女群众纺纱织布。当时平介的妇女中，会纺纱织布的不多，有些年青的妇女，还没看到过织布机。我们妇联的同志就请老年纺织能手为她们传授技术。并且举办了纺织学习班。在这之前我们举办过妇救训练班，人们怕惹是非不愿参加，即使是年青人想来，老年人也不让来。这次举办的纺织学习班，参加的人就多了，老年人不但不阻拦，甚至有的婆婆送儿媳来学习。于是我们就把妇救训练班改名为纺织学习班。不仅教她们学纺织技术，而且教她们学文化，学政治，让大家懂得抗日救国的道理。并从学习中发现积极分子，培养骨干，为开展平介县的妇女工作打下了基础。妇女工作开展起来了，儿童工作也就好做了，因为小孩子总是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多。如妇女拿上针线活到村边放哨，小孩子就跟着去玩，遇有敌情陔子就回来报告，不但小腿跑得快，又不引人注意。所以我们在组织妇女的同时，把儿童也组织起来了。妇女工作做好了，不但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对和睦家庭，团结邻居都起了很好的作用。有的人家里，婆媳之间、妯娌之间、姑嫂之间搞得很不团结。公公不能管，婆婆管不了，搞得非常恼火。通过妇女工作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有人感激的说：“过去说清官难判家务事，但共产党替我把这问题解决了”。
      通过上述一系列工作，我们了解了群众，群众也了解了我们，他们从自己的切身经验认识到，共产党是他们的救命恩人。所以在对敌斗争中，不顾自己的生命财产，保护我们的工作人员和过路干部。1944年春，汾阳裴会镇的日伪军，突然包围了平介一区西良庄村，抓住了贫农马年则。因为我们的过路干部常住在这里，马年则家也是个住宿点。敌人对马年则威逼利诱、严刑拷打，要他说出八路军的住处。马年则坚贞不屈，一口咬定什么都不知道，直到敌人当场枪杀，对我们的机密守口如瓶。
      四、开展了统战工作，利用合法形式发展了地下武装。
      （一）按照党的统战政策，我们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充分发挥了社会上层人士的作用。如我们在水利工作中，用水委会的名义邀请社会上层人士（包括家住平遥、介休城内的知名人士）共同研究如何修堤、筑坝以及合理使用汾河水等问题。他们很赞赏我们兴办水利，尤其是土地比较多的上层人士更加积极。他们不但主动地向日、伪政府申请拨款，还替我方说话，保护我们的水利干部。如有人报告敌人，说冀子和（我们的建设科长）是八路军。这些上层人士异口同声对日本人说：”冀子和是汾河三坝的老雇员，八路军想利用他收水费，但他分文未给。日本人听了很高兴，说了句“好”，这事也就过去了。又如，我们为了合理用水，拟将平遥水坝的水，就近浇灌介休一部分地（该区为平介县四区），但平遥日、伪政府不允许。我们就动员介休的上层人士与平遥日、伪政府去协商。同时我们通过两面派村政权的情报人员在敌人面前制造舆论，说八路军要决堤放水。平遥的敌人本想坚持他原来的意见，听到这个消息后，又想，于其他（指八路军）卖好，不如我送个人情，于是也就同意了。本来这个地区的工作很难开展，多次派干部去都没有站住脚。这次就派四区长柳文同志以汾河水坝雇员的名义去抓这件事。当地群众听说用平遥的水来浇介休的地，非常高兴。基层群众拥护，上层有人支持，日本人认为这是民间之事，也不加干涉，这项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了。“醉翁之意不在酒”，柳文同志作为该区的区长，总不能就水说水，别的什么也不谈，还需通过水利工作去推动别的工作。结果地还没浇完，他的区长身份被人发现了。柳文同志担心出事，想离开这个地方（离同蒲铁路和敌据点都很近），但群众却不害怕，大家对柳文同志说：“你不能走，你不仅是我们区长，你还是我们‘龙王爷’，你这样的区长，我们来保你。”从此，平介四区的工作就逐步展开了。
      （二）认真开展了敌伪军工作。当时在平介的日伪人员中，参加“青红帮”的比较多，而且帮气十足，帮会盛行。所以我们首先利用社会封建帮会关系。平介一区有两个青帮头头，一个叫武兴邦，一个叫张开弟，他们在敌伪军政人员中关系比较多，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影响。他们的家里，我方人员也去，敌方人员也去，但从来没有出过事。我们就通过他们的关系来了解日伪方面的情况，并利用他们的关系宣传党的政策。我们首先作好对他们的宣传工作。不但对他们讲形势、讲任务，包括我们杀一个汉奸，放走一个俘虏都要告诉他们，使他们了解党的政策，更好地去宣传别人。有的敌伪人员没有干过什么坏事，但由于不了解我们的政策，不敢与我们见面。有的敌伪人员作了些坏事，但是被迫的、违心的，也因不了解我们的政策，生怕我们抓住杀了他。通过武兴邦、张开弟的宣传，他们心里有了底，只要不做坏事，人民是会原谅的；即使做了坏事，今后不再干了，也可以将功赎罪。他们了解党的政策以后，有不少的人只求混饭吃，再不敢做坏事了。也有的人为了将来给自己留条出路，尽可能地为人民办些好事。如在反抢粮斗争中，敌人还未出发，就有人给我们送出情报来了。在搜刮群众的粮食时，有的敌伪人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见也装作看不见。还有当着日本人的面把粮食拿出来，又背着日本人把粮食拿进去。或者从这家拿出来，又拿到那家去。他们知道自己的“红点”、“黑点”都记在人民的心里，记在八路军的帐上。其次，我们还利用社会亲朋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等进行工作。平遥的敌伪人员本地人比较多。我们的敌工干部还专门召开敌伪人员亲属座谈会。一方面交待我们对敌伪人员的政策；另一方面给各亲属布置一定的任务。经过人托人，亲攀亲，工作就很快开展起来了。有的敌伪人员通过其家属向我们保证，绝不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有的表示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要为国家作出贡献。有的听说家乡解决了土地，调济了粮食，不愿再吃这碗血腥饭，就跑回家不干了。还有的伪职人员家属带上自己的儿子或兄弟来和我们见面，表示要听从我们的安排。我们的敌工部门也充分利用这些关系，做了不少工作。再就是利用两面派村政权作桥梁，对伪政府工作人员进行工作。如平遥伪四区区长张培诰原来在汾阳伪六区当区长，因为他是本地人，与外边牵挂比较多，日本人就把他调到平遥来。到任以后群众对他反映不错，于是我们就把他作为重点对象，从各方面对他进行工作。有一次，我们听说日本人给他区（即平介一、三区）布置了几十万斤粮食的所谓征粮任务。张培诰怕完不成任务，就在日本人面前宣传今年灾情严重，收成不好，人民生活如何如何困难……等。很显然，他所以把这话说在前边，是要为他自己完不成任务找借口。而我们却抓住这句话，对他进行了“表扬”，说他能为民说话，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这话通过两面派政权的村干部，很快传到张培诰的耳朵里。张培诰听了很高兴，难得抗日政府说了他的好话。但同时也有点心惊，为什么这一点局内小事，竟很快被共产党、八路军知道了。今后如何为人他也就非常谨慎了。所以每当征粮筹款时，张培诰总要找村干部去谈谈。这不是他作风民主走群众路线，而是想通过村干部听听我方的意见。敌人要出来抢粮，张培诰总要事先以伪区公所名义发出通知，说是要各村把粮食准备好，实际上是让群众很快把粮食藏起来。日寇每次进攻我根据地，事先总要做准备，张培诰召集村干部开会，名义上是要东西，实际上是要我方做好准备。我们也通过两面派村干部在困难时给张培诰撑腰出主意。如在我们进行调济粮食时，平遥的敌人说四区八路军搞得很凶，要他限期肃清。我们通过两面派政权村干部，要张培诰主动向平遥伪县政府申请救济粮。敌人不给，张培诰说：“问你们要粮你们不给，八路军调粮你们又不让，我这个区长不好当”。平遥伪县政府一听，也不好再使劲了。又如在反抢粮斗争中，因为我们对敌人实行“坚壁清野”，抗粮不交。伪四区的所谓“征粮任务”完成不了。敌人对张培诰压力很大，说他征粮不力。我们通过两面派政权村干部，告诉张培诰：“日本人来，我们颗粒不给，光是区公所人来，我们决不会让你们白跑”。为了给张培诰在敌人面前下台阶的机会，我们就主动给敌人送了一部分粮食，说是白天忙不过来晚上送，同时放枪又打手榴弹。对敌人说：送来的很多，被中国军抢走了，拼命才保住这一部分。这样，张培诰在敌人面前就好说话了。就这样，张培诰通过两面派政权的村干部与我们联系，我们也通过两面派政权的村干部对他进行工作，直至日寇投降，我们攻打宁固阜敌据点时张培诰率众起义。
      （三）利用矛盾进行合法斗争，发展地下武装，为建立人民军队打下基础。阎锡山从太原退逃到晋西南以后不打日本，反而进攻新军，反对进步势力与共产党。1942年，阎锡山与日寇签订协议：日军不再进攻晋西南，阎军不许到日本占领区。但阎锡山的军队进驻兑镇、孝义城以后，经常派出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到平介抓丁、抢粮、拉牲口。这时平介人民不仅受日寇统治压迫之苦，而且饱受阎锡山军队抢劫之苦。日寇为了维护他的既得利益，对阎军违犯协议的作法非常不满。但又无力来对付阎匪军的抢劫行为。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采取了对日抗，对阎防的政策。就是对阎匪军的抢劫行为我们组织群众站岗放哨，实行村村联防；对日寇的压榨、掠夺，采取抗粮不交，抗款不付。乘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以往不交粮、不付款，日寇是要杀头的；站岗、放哨，以通八路军论处。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只好认可了。站岗、放哨没有枪怎么办？我们就发动群众向日本人去要。日本人绝不会、也不敢把枪交给我们。于是群众就主动提出，如果‘太君’洋枪的没有，我们就用土枪（农民看庄稼用的火药枪）和他们于。日本人说：“可以”。经日本人这么一说，有些村的群众就扛起土枪站岗放哨了。继而土枪夹着步枪也就干起来了。一天，平介县三区三家村的地下民兵拿着一支步枪，被敌特便衣发现，报告了日本人。驻宁固阜的日寇马上出发到该村，把这个民兵抓住严刑拷打，要他把步枪拿出来，这个民兵再受酷刑也不能把枪交给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从后屋拿出一支土枪来，日本军队长一看就生了气，回转身来就打了那特务一个耳光。这个特务正想说明不是这支枪，日军队长把手一摆，说了声：“太君的明白”（他知道用土枪是经他们同意的），又一脚把那特务踢出门外。这件事很快就传到其他汉奸、特务耳朵里，以后看到什么也不敢多事了。此后，我们的步枪在土枪的掩护下，地下民兵、秘密游击小组在村自卫队的掩护下，秘密工作在公开工作的掩护下，平介县的地下武装很快就发展起来了。
      五、日寇投降后的平介工作
      平介县在执行党中央“长期积蓄隐蔽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政策”所取得成绩还表现在以下几件事情上：
      一件是日寇投降以后，平介人民拿起武器打开了宁固阜日、伪据点，当时该据点驻有日本军队、伪区公所、伪警察所等约200余人，日本宣布投降后，拒不向我们缴枪。这时平介地区没有地方主力部队，平介大队也上了山。于是我们号召并组织指挥平介群众拿起枪来攻打宁固阜据点。在群众武装的威迫下，加上强大的政治攻势，伪区长张培诰率众起义，日本鬼子钻进碉堡不敢出来，广大群众把几仓库粮食统统背走，并且摧毁了所有的军事设施。参加这次战斗的群众武装（即地下民兵、秘密游击小组）800多人；支援战斗的数千人；到最后搬运粮食时，发展到一两万人。从号召群众到组织起来集结成队伍只用了4个小时。从开始战斗到发起总攻最后结束战斗，不到3个小时，这充分显示出平介地下武装力量强大和召之则来、来之能战的革命素质。
      二件是1946年秋，有4个美国武装人员（包括翻译）由阎锡山军、宪、勤务20余人护送，路经晋中前往太原。行至平介五区，即陷入我群众包围之中。有的主动送情报，有的主动当向导，有时候还在他们附近打响一两枪制造紧张空气，唯一的目的是要诱敌深入，牵着牛鼻子往我在敌后的“根据地”平介一区去。当时县委负责同志和武工队就驻在青落村。这个村离宁固阜据点只有7华里，但群众基础比较好，于是就在村里设下了天罗地网。群众就像请客一样，找了一座进可攻、退可守的前后院，按人分类预先把房子都准备好，还给烧了一锅开水，摆好了香烟，按通常的作法一样，谁端水、谁点烟，安排已完。武工队埋伏在这座院的周围以防万一。美国人和阎锡山的部队看见招待十分热情，把原来怀有的戒心打消了很多。还没等他们布置岗哨，人们就闯进了院子，有的送来白面，有的提来鸡蛋，但手枪、匕首都藏在每个人的腰里。正当美、阎人员喝水、洗脸的时候，一声号令，各屋的敌人（包括美国人）束手就擒。为什么干戈未动，一枪未发，竟由一伙老百姓就把美、阎人员的枪缴了呢？说明我们的群众是有觉悟、有组织的群众；我们的军队是有锻炼、有素养的人民军队。在军民紧密配合下，平介人民智取巧拿，用敌人的枪武装自己，壮大自己，这是他们在长期斗争中的拿手好戏。
      三件是解放战争期间，全国形势发展得很快。平介动员了大批兵员和干部，先后组建了平介游击队、平介武工队、平介大队、平介独立营、平介支队等。包括经过动员后直接参军的有数千人。各级干部送去参加学习或支援外地工作或带队参军等有两三百人。这些干部在抗日战争期间，大部分是地下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有的是地下交通员、有的是秘密情报员、有的是地下民兵和秘密游击小组成员等等。他们长期受党的教育，经受地下斗争的锻炼，所以后来成长得都很快。俗话说：“根不深，苗不壮。”如果不是经过长期积蓄隐蔽力量，一下子是拿不出这么多干部和兵员的。更为明显的是，日寇投降以后，阎锡山企图控制整个晋中。在军事上搞什么“水漫式进攻”；在政治上搞什么“兵农合一”。建立“铁村”；对革命群众搞什么“自白转生”，乱棍打人等等。在这样残酷迫害和血腥镇压下，不但没有把平介县的工作搞垮，相反斗争力量越战越强。在晋中战役、攻打太原以及支援解放全国的斗争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上述成绩的取得是由于上级党的正确领导，平介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和平介广大干部团结奋斗的结果。有不少同志在斗争中付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党和人民永远怀念着他们。

(责任编辑：李鑫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