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梁东生）在全市大力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进程中，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诞生96周年纪念日。吕梁是革命老区，也是红色资源大区，重温吕梁光荣革命史和红色保密史，为我们在和平环境下教育党员干部，增强党性锻炼，强化四个意识，凝聚正能量，继承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推动全市“两学一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迎接全民族抗战高潮的到来，实现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北上抗日的民族主张和战略意图，中央红军于1936年春东渡黄河战略东征，在吕梁山脉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宣传抗日主张，创建抗日根据地和地方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队伍，播撒革命火种，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建设，建立边区政府，领导和推动全民族抗战奠定了吕梁山地缘基础。
      一、吕梁秘密交通站的初创
      1937年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延安通往各根据地的通道和重要城镇被日寇占领和封锁。1938年，中共中央为了打通延安与各根据地联系，粉碎敌人对陕甘宁根据地的封锁与围困，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中央到各抗日根据地，按照保密要求，各地方组织相应建立党内交通专职机构和地下秘密交通线，担负延安与各根据地的联络、转运、护送等秘密工作。
      第一条线路，由孝义往东，经汾西，在洪洞、赵城或霍县过南同蒲铁路到晋东南。由孝义往西，经隰县在永和石楼过黄河去延安。从1938年到1939年，孝义为延安通往晋东南、晋察冀、华中、华东敌后抗日通道的秘密中继站，孝义担负着抗战初期的秘密接转任务。1940年，“晋西事变”使这条交通线遭破坏，面对复杂的对敌斗争形势和任务，在贺龙、关向应为首的晋绥边区党委领导下，新的交通线又秘密建立起来，即由晋西北直达晋东南。为了保证新的交通站的安全保密畅通，晋西区党委在文水训练了一批秘密交通员，并接受了组织纪律和保密教育培训。由此建立起从文水通往晋东南的秘密交通线。为了保障这条红色交通线的安全畅通，120师派部队专门负责掩护与执行秘密接送任务，转运秘密文件、重要物资和我党的重要领导干部与延安的往来。
      二、吕梁秘密交通站的发展
      1941年，日本侵略者全面进攻和扫荡各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日军为了破坏与割断党中央与各根据地的联系，割断延安与各解放区的往来，加紧了对晋西南、晋西北的分割、封锁和包围，使吕梁秘密交通线处于更加困难时期。1942年1月，面对全国抗日战场形势与对敌斗争的变化，中央发出《关于建立各根据地秘密交通的指示》，党中央明确要求各根据地之间，必须建立通过敌人封锁的秘密交通线，为了贯彻中央的指示，有力保障延安途径吕梁通往各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畅通无阻，在晋绥边区的重视和120师部队掩护下，根据形势发展变化，新的秘密交通线重新建立起来。一条由交城、文水到晋西南转山东、苏北到华中；另一条由原平到晋察冀转冀中、冀东到京津地区。根据党内秘密工作要求，晋西区党委和晋绥军区经过周密的组织侦察，利用晋西北地形地貌便于隐蔽和晋绥边区良好的群众基础，决定开辟了北、中、南3条秘密交通线。北线：由兴县，经过岚县、静乐、忻县、崞县到晋察冀边区的北岳二分区；中线：由兴县，经过临县、方山、交城、清徐、太原（县）、徐沟、太谷、祁县，进入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二分区；南线：由兴县，经过临县、方山、交城、文水、汾阳、平遥，进入晋冀鲁豫边区的太岳一分区。这三条秘密交通线交汇于吕梁兴县，再由兴县向西经黑峪口过黄河，经陕西佳县、吴堡、绥德、清涧到延安。
      通过参观学习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又一段被岁月尘封或者说不被大多数知悉了解的国际秘密交通线呈现在面前：延安经晋西北、大青山、外蒙库伦（今乌兰巴托）、赤塔、伊尔库斯克、莫斯科这条国际交通线同样承接了延安与莫斯科的文件往来，接转党的干部和国际援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吕梁秘密电台传输着党中央声音
      1946年胡宗南进犯延安，中共中央一分为三，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党中央组成中央前委坚持转战陕北，牵制胡宗南并继续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中央工委前往华北完成中央交办的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叶剑英、杨尚昆为首的中央后委于1947年3月由延安转移至吕梁临县三交镇双塔村，完成中央后委工作。在临县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收集汇总来自各解放区战场的情报，为转战陕北的党中央提供准确的战略决策依据，当时在临县三交镇驾设的电台数量占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电台总数的90%，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央后委用大量精力投入到了情报工作中，叶剑英同志讲到：“情报是指挥员下达作战决心重要依据，后委要充分利用电台集中和驻地固定的有利条件，为党中央做好情报工作。”1947年到1948年由中央后委在临县三交架设的电台，发往党中央的情报为中央前委转战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吕梁秘密交通线和秘密电台的历史功绩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吕梁军民突破敌人的分割、封锁、包围，通过这条“红色走廊”接送数以万计的干部和参加七大代表安全到达目的地。吕梁境内的晋绥八分区接送了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陈毅、罗荣桓、杨尚昆、陆定一等许多中央领导人和党的重要干部和七大代表以及民主人士等，共达2852人。吕梁境内的晋绥三分区接送了聂荣臻，彭真、罗瑞卿、程子华和联大、抗大师生以及相关部队、机关人员、国际友人等，共一万余人，运送了延安和各根据地之间往返的重要文件、书籍、枪支、弹药、医疗器械、通讯器材、布匹、棉花等军需物资等1000余吨。1942年到延安参加整风的各根据地干部和1945年到延安出席“七大”的各根据地代表，也都是由吕梁区域内的军民安全接送过境的。1948年3月，吕梁人民又保卫护送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和中央机关从临县高家塔上岸，途径临县双塔村中央后委机关和晋绥边区首府兴县。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和中央机关驻留晋绥边区首府兴县蔡家崖11天，发表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两篇光辉文献，全面阐述了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总政策，及时纠正了土改工作中的极左错误，并指明了党的新闻工作应遵循的方针、路线和政策。1948年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前往西柏坡指挥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吕梁境内建立的秘密交通线，被誉为延安通往各根据地的秘密红色走廊，秘密电台发出的红色电波为各解放区战场和转战陕北的党中央保持密切的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央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通过吕梁秘密交通站和电台及时准确安全保密地传递信息、情报，转运抗战物资，护送抗日干部和党中央重要领导人途径吕梁，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和解放区战场，为抗战全面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历史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