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刘耀东）我是一九三六年五月末在陕北瓦窑堡中共中央局第一次见到张闻天同志的。当时，我在中央局秘书处当图书室主任，也曾见过他的面，未曾说过话。到保安后，由于住地分散，加上部分图书失落，中央首长决定撤销图书室，调我到文书科当秘密文书（机要文书）。
      从这时候起，我同张闻天同志开始有了接触，到保安后，组织上让我给他当机要文书兼传达，这样见面的机会就多了。有时一天要接触好几次。回想起来，我在张闻天身边工作虽然不到两年时间，但是他那种以革命大局为重的崇高思思想，平易近人的朴实作风、勤奋好学的忘我精神，却一直在教育鼓舞着我。有几件事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一九三六年十ニ月十二日拂晓，天还没有大亮，就听当时的《红色中华报》负责人廖承志同志满院子喊：“西安发生事变，蒋介石被抓起来了！”剩时间，整个中央局大院象开了锅的，“公审蒋介石”、“枪毙蒋介石”的口号一个接者一这天上午召开了庆祝大会，我们机关干部全部参加了。朱德同志主持的会议，张闻天同志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经过，大家听了非常高兴，一致要求严惩蒋介石。
      第二天开活动分子会(我也参加了），研究如何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许多同志提出要怆楚蒋介石。张闻天同志赞成毛泽东、周思来同志关于和平解决西安问题的正确方针。并找到思想不通的同志谈心，耐心地做说服教育工作。
      她说：“从历史看，蒋介石搞四一二大屠杀，多少共产党员惨死在屠刀之下；五次围剿，几十万红军只剩下二、三万；老百姓被杀害了多少就更无法统计了。要讲这些，就是把蒋介石剁成肉泥也解不了恨，但是，我们共产党人不是光杀了一个蒋介石就算完成了任务，而是要时时刻刻想着把日赶出去，建设新中国，解放全人类这个大目标。”张闻天同志的这番话，入情入理，讲得大家心服口服。打那以后，在中央局机关再也没有人同毛泽东、周恩来制定的正确方针唱反调了。
      我在当机要文书期间，主要任务是复写和校对张闻天等中央首长起草的文件、电报。张闻天同志每次给我布置任务，都把要求、时限和注意事项，交待得清清楚楚，非常具体。比如，一九三六年八月，他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亲自起草了《告国民党书》(见《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229页注7)。我接过这个草稿，见到毎一页都有很大改动，不少段落划掉了，添上的字密密麻麻，稿纸上的天和地几乎全都写满了。当时，我一边翻一边想，总书记日理万机，白天一点空也没有，这份材料不知又熬了多少个通宵，太辛苦了。
       张闻天同志见我拿着材料不吱声，以为我对抄这个材料有畏难情绪，就就庄重地说：“老刘，这份《告国民党书，是再次用来》”到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你辛苦点，连夜把它沙出来句话，说得我浑身热乎乎的。我坚定地回答道:“请总△、我保证时完成任务。”那一夜，我没有合眼，八开了八页。天亮后当我把护好的材料交给张闻天同志时，他知秒得好。由于当天晚上受了点风，再加上累一点，我病了两三天。
      张闻天同志听说后，动我好好体息，不要着急于工作，他越是这样讲，我越是呆不住，一天也没体息。几天后，振侬秘书长在《党的工作》上写稿表扬了我，并在俱乐部大会上奖励了我。
      张闻天同志不仅对他自己做的事情严肃认真，而且对我们下级的工作也是要求很严格的。我们每次复写完材料，他都要仔仔细细地检查几遍，唯恐出了差错影响大局。
      一九三六年九月，党中央发表了《民主共和的口号》(见《毛泽东选集》新版排本第246-247页注6)，这个文件是博古同志起草的。张闻天同志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几次让我复写送往白区。
      为使交通携带方便，凡是往白区送的材料都要求字写得小一些。张闻天同志高度近视，看这些东西特别费劲。但是他毫不吝啬自己的眼睛，每次审查都非常认真，有一次我复写漏掉了两个字，他不仅工工整整地添上了，而且心平气和地对我说：“老刘，这里掉了两个字，我添上了。这是往白区送的材料，有多重份量你是知道的，今后可得细心点啊。”这虽然是一句批评的话，但是听了以后感到很舒服，它好比警钟挂到了我的心头上。
      在延安，张闻天和他爱人刘住在一个不大的里，平时淡话，开会都要在这个窑洞内，很不方便，但他从未提过特殊要求。每月领红军票二角或者是一双布鞋，吃的是大灶饭，穿的也跟我们我们下边干部一个样。到延安后统一战线形成了，这时开始有了津贴费，翻译书籍、写文章还可以拿到稿费。
      记得当时为《解放》周刊投稿，一千个字五角钱，画一个封面五角钱。张闻天同志那时是政治局常委，每月津贴费十元，加上生活费和稿费，可以拿到二十元左右，这和在保安的时候比要好多了。但是他在花钱办事上一如既往，十分注意节省。他从未借过公款，招待客人买烟、茶叶的钱也不让组织上报销。一个信封，别人用完了他翻过来再用，有时还使用旧报纸糊的信封，一张稿纸，他在上面改了又改，添了又添，写得密密麻麻，也舍不得换一张，总书记的模范行动，给我们下边带了个好头，使中共中央机关形成了处处注意节约的好风气。
      张闻天同志在生活上，总是把群众放在心上，很少想到他自已。一九三六年十月初，鲁迅托人给中央首长送了一箱子书，还有几只火腿。张闻天一家在做着吃的时候，特意送一盘给我和警卫员。我们几个人都是第一次见到火腿，况且是大文豪送的，总书记做的，所以吃起来感到特别有味道，当时那个高兴劲就甭提了。
      转过年来过春节，大年初一改善生活。由于当时物资少，供应困难，考虑到大家都吃子面粉不够，所以加了百分之四十的苞米范米渣子饭，张闻天同志见到这种情况，就不声不响地盛苞米渣子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总书记一带头，我们谁也稳不住架子了，都争着抢着去吃苞米碴子饭，后来是大家一块吃的饺子。有个同志开玩笑说，“大过年总书记和我们一起吃苞米渣子饭，这堂忆苦思甜课上得太生动了。”
      张闻天同志当时是党中央的总书记，还兼有其它职务，但他从来不提那个“总”字，也不往履历表上填。每天找他反映意见、汇报情况的人接连不断，有时几个人一块找上门来。凡是到这种情况，张闻天同志都是热情地、一个一个地进行接待。时间宽裕就多谈一会儿，时间紧就少讲几句，有时实在没功夫就约好另找时间谈，从来没有拒绝的时候。
      他工作起来非常认真，但到了休息的时候却很活跃，和机关干部下象棋、打乒乓球，又说又笑，不管是老同志还是新同志，都愿意和他接近。
      在党内，张闻天也是没有一点架子的。我们党小组除他以外，还有李富春、邓士元(可能是陈伯达)，我是党小组长。当时，我入党还不到一年时间，对党的基本知识了解甚少，不知道党小组长应该干些什么，再加上小组里的党员都是中央领导同志，所以心里很胆怯，连召开党小组会都有些打憷。
      张闻天同志看出了我的心思，就找我谈话，教给我怎样贯彻支委会的决议，如何集中党员的意见，等等。他不仅从道理上启发我，诱导我，而且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支持我的工作。
      每次开小组会，他总是按时到，有事参加不了就提前请假。每月他按时交纳党费，从不让别人代交，就连填写党员登记表也不找别人代劳。可以说他在我们小组里，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也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
      听老同志讲，张闻天同志在苏联学习过几年，是中国留苏学习的高才生。他的知识很渊博，但从不自满，总是如饥似渴地学习。
      一九三七年初到秋末，我和他在一个院子里住的时候，几乎每天晚上都看见他在灯下读书。有时他通读外文我一出门就能听见。他对每一个节假日都不放过，除干些必要的工作外，就是用来读书或写东西，一般情况下都是学习和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
      他不仅自己学习刻苦，而且对我们机关干部的学习抓得很紧。他亲自给我们规定了理论和业务学习的必修书籍，制订了学习计划，还和凯丰、罗世文、胡乔木、王首道、王若飞等同志分别给我们上课，讲联共党史、中国革命问题和工人运动等课程。并组织一部分干部到马列院校学习和深造，培养了一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人材，这在抗日战争中起了很大作用。
      邓小平同志说：“在一个较长时间，张闻天同志兼任党中央宣传部长，北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周刊主要负责人。《共产党人编辑和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为党做了大量有益的宜传教育工作。他是我党历史上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今天，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评语，不禁使我回到了延安的岁月，回到了同张闻天同志相处的日子里。(王兴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