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吕梁山区一个名叫康家寨的村庄为主要故事背景，生动地再现了晋绥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英勇抗击日寇和汉奸斗争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是著名作家马烽、西戎的重要代表作。它自问世以来，以其朴素清新、饶有地方色彩的鲜活语言和故事性强、通俗易懂的独特风格，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那么，这部红色经典小说究竟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其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抗战走上文学路
      马烽，原名马书铭，1922年诞生于山西省孝义县居义村。他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为生活所迫，7岁时随母亲寄住在汾阳县东大王村舅父家，并在该村入学读书。初级小学毕业后，他考入孝义县立高小。课余，他阅读了《水浒传》《红楼梦》《三侠剑》《七侠五义》《彭公案》《施公案》等中国古典小说，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7年冬，日寇侵入山西，学校被迫停办，差半年就毕业的马烽，只得辍学。次年春，16岁的马烽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因他在平时连队出墙报之类的活动中，能画简单的报头，故被当作美术人才选调到宣传队担任宣传员。1938年冬，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军转战太行山、吕梁山一带。从此，他开始坚持不懈地记日记。
      1940年冬，马烽被送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半年后转入部队艺术学校美术队。不久，他因患慢性肾炎而住院治疗。在这半年期间，他常与鲁艺文学系的同学交往，并开始阅读中国新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名著，由此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病愈后，他经常去旁听鲁艺文学系的课，同时开始尝试练笔写作。他根据自己熟悉的战斗故事给墙报写了一篇题为《第一次侦察》的稿件，同学们看过的都说不错，他遂鼓足勇气送到延安《解放日报》副刊编辑部。有关的情况，他后来在自传中回忆说：“当时我什么话也没说，放下稿件转身就走，匆匆跑回了住地，好像办了一件不光彩的事似的。”1942年9月16日，《第一次侦察》被《解放日报》副刊发表。“这是我在文学道路上踏下的第一个脚印。虽然很浅，但却鼓起了我向前迈动的决心和勇气。可以这么说，我真正迈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是从这里开始的。”
      ◆《吕梁英雄传》作者马烽。
      同年夏，马烽所在的“吕梁剧社”奉命并入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他被分配到美术队，继续从事文艺宣传工作。同年冬，他随剧社从延安返回晋绥边区。当时，边区为了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要培养一批青年文艺工作者，组织一个文艺工作团。马烽被吸收参加该团，分配到边区工会工作，深入一些公营工厂，组织工人开展文教宣传活动，并被《抗战日报》（边区机关报，1946年7月更名为《晋绥日报》）《晋绥大众报》聘为通讯员。他有感于工人们克服困难、努力生产的事迹，撰写了《几种代用品的创造》《张秋凤运动的热潮》和《懒汉回头赛如牛》等数篇通讯特写，先后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抗战日报》等报上。
      1944年初，马烽奉命回到晋绥边区文联，一面参加整风运动，一面整理下基层时搜集的素材准备创作。在全面抗战7周年之际，晋绥边区文艺界开展了“七七七”文艺奖金征文活动。马烽以边区劳动模范张初元劳武结合的事迹而创作的通俗故事《张初元的故事》，荣获散文类乙等奖。同年秋，他调任《晋绥大众报》编辑，后升为主编，并先后兼任过《抗战日报》副刊编辑、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编辑、《人民时代》（半月刊）编委等职。为了把报刊办得通俗易懂，受群众欢迎，他结合采访工作，经常下乡搜集民间传说、故事，自觉地学习、研究民间文艺，陆续整理发表了不少民间故事。
      西戎，原名席诚正，1922年12月诞生在山西蒲县西坡村。他6岁时到化乐镇上学，后被堂兄带到蒲县上高小。在堂兄的影响下，他阅读了鲁迅的小说《呐喊》，接触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古典小说，由此爱上了文学。
      ◆《吕梁英雄传》作者西戎。
      1936年春，红军突然开到了西坡村。这支讲抗日道理、唱革命歌曲、写抗日标语的人民军队，对西戎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他想参军，但苦于年龄小、个头矮，未能如愿。不久，阎锡山的部队从太原前线溃退下来，奸淫虏掠坏事做绝，西戎亲眼目睹了乡亲们遭受的种种苦难，两相比较，使他更加向往红军。
      这样，当蒲县成立以抗日救国为宗旨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时，西戎便放弃学业，毅然参加县牺盟会工作团，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39年冬，阎锡山配合蒋介石第一次反共高潮发动了“晋西事变”，妄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群众组织和人民武装力量，西戎随团转移来到延安，进入延安鲁艺学习。1940年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建立后，他随团返回晋西北，被编入新军决死纵队二纵队吕梁剧社。5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冬，西戎被送到延安鲁艺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后又转入八路军留守兵团部队艺术学校戏剧班，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戏剧理论，阅读了不少古今文学名著，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1942年春，他调任八路军120师政治部战斗剧社编辑股干事，开始尝试写作，并于10月31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处女作《我掉队以后》。同年冬，他返回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被任命为晋西北军分区所辖保德县第四区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抗联）文化部长。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按捺不住创作的冲动，接连撰写发表了几篇小说、散文、通讯。
      后来，西戎返回晋绥边区政府所在地兴县参加整风运动。为了配合整个根据地减租运动的开展，他奉命创作了题为《王德锁减租》的多幕大型歌剧，以反映这场斗争。据统计，该剧共演出100多场，观众达20余万人，成为当时吕梁地区最受群众欢迎的剧目之一，被贺龙同志誉为“对当时的群众运动起了推动作用”。在抗战7周年晋绥边区文艺界举办的“七七七”文艺奖金征文活动中，该剧荣获戏剧类甲等奖。
      1944年末，西戎调到晋绥大众报社工作，历任编辑、编辑科长、编委等职。
      为民兵英雄立传
      在抗日战争中，晋绥边区人民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许多热血男儿踊跃参加八路军，在家的就参加了民兵。这些民兵们平时在家生产，抽空练兵习武；战时便拿起步枪、火枪、地雷、手榴弹和敌人战斗，保护群众，日夜打击敌人，并且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他们忠实地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战略方针，创造了明的、暗的、软的、硬的各种战法，组织了“变工爆炸”，实行了“劳武结合”，粉碎了敌人的“蚕食政策”“怀柔政策”“三光政策”以及数次“强化治安”，挤得敌人统治区日益缩小，由面变成线，由线变成孤立的据点。而晋绥解放区却被保卫得如铜墙铁壁一般。在机动灵活、形式多样的民兵抗日游击战中，民兵英雄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其惊天地泣鬼神的感人事迹，被当地群众广为传颂，妇孺皆知。作为和吕梁山区人民群众一块战斗、共同生活过几年的马烽、西戎，耳闻目睹了许多英雄人物的先进事迹，深为感动，内心里总有一种难以遏制的强烈的创作冲动。他们后来在《〈吕梁英雄传〉的写作经过》一文中如此写道：“应该把敌后抗日军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与日本帝国主义、汉奸走狗斗争的英雄事迹记载下来，谱  以青史，亢声讴歌，弘扬后世，变为巨大的精神力量，使人民群众从中受到应有的鼓舞、教益和启迪。”
      1945年春，晋绥边区召开第四届群英大会，表彰抗日战争期间涌现出的124位民兵英雄。其中有神枪能手，有破击英雄，有锄奸模范等等。大会结束后，《晋绥大众报》原准备一一介绍这些英雄人物，但限于版面，耗时又太长。当时负责报道工作的马烽和西戎经过一番冥思苦想后，建议把这些民兵英雄们的典型材料揉和在一起，以《吕梁英雄传》为题，写成通俗小说在报上连载。他们的想法得到了编委会的肯定，社长周文建议他们使用传统的章回体来写。于是，马烽、西戎从1945年春开始多方搜集材料，采访受表彰的先进人物，讨论写作大纲，然后分头写作。6月5日，《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连载面世，每周一回，作者边写报纸边登，到1946年8月20日全部刊登完，共95回。同年4月，两位作者修改整理了前37回，由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吕梁英雄传》单行本（上册），延安的《解放日报》摘录转载，反响良好。
      当《吕梁英雄传》在《晋绥大众报》连载时，马烽、西戎因工作任务繁重，无法集中时间和精力一气呵成，故导致故事情节中出现漏洞，人物活动有时矛盾，文字显得粗糙等缺憾。对此，马烽后来回忆说，有一次他去采访时，有读者向他指出，连载故事中西戎写到敌人来“扫荡”，一位老太太藏到山药蛋窖里，被敌人用手榴弹炸死了。到他写以后的故事时没有注意到这个结局，又写了那位老太太提上鸡蛋慰劳八路军去了。一些细心的读者还来信指出这个细节的矛盾，作者很快作了修改。对于读者的每一封来信，作者都认真阅读，妥善保管；对于专家和文友们提出的每一个建议，作者更是反复思考，能采纳的尽量采纳，不能采纳的，也要分析研究。连载完以后，作者归类了各方面的意见，准备作全面修改时，恰逢根据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他们都被抽调到土改工作队。直到1949年初土改结束后，他们才得以集中一段时间对《吕梁英雄传》全书进行通校、修改，将95回压缩到80回，共28万字，于当年10月由北京新华书店收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出版发行。
      不朽的抗战史诗
      《吕梁英雄传》在报上刊登后，颇受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许多识字的人把阅读这部连载小说当作重要的事情，不识字的就围坐在一起请识字的人朗读。当时，反映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很少，这部有着吕梁地区的语言生活特色的抗日传奇故事，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时间，故事中的民兵英雄雷石柱、孟二楞和武得民等，成为晋绥边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晋绥大众报》的发行量也以四五千份逐月上升，很快就翻了一倍——而当时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管辖的20多个县中，只有四五个完整的县，其余都被日寇占据。
      马烽、西戎也因此声名大振，成为晋绥边区众所周知的人物。马烽后来曾回忆说，在《晋绥大众报》连载《吕梁英雄传》期间，有一次他到兴县界河口采访，村公所文书看了介绍信，知道他就是《吕梁英雄传》的作者之一时，便对他特别热情，并立即将此消息转告村民。当晚，许多男女老少涌到村公所，再三要求马烽讲报纸上还没有登出来的故事。他被群众的热切愿望所感动，只好现编现讲，讲了一段不行，再讲一段还不行，一直讲到鸡叫天亮，故事里的敌人被“挤”走，大家才满意地散去了。
两位作者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其中许多读者在信中难掩其对《吕梁英雄传》的喜爱之情。 
     《吕梁英雄传》的影响远不止此。1946年，周恩来、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与国民党政府谈判时，将该小说单行本上册带到重庆，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连载，引起国民党统治区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这是解放区流传到国统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郭沫若等同志热情地写了评介文章。此后，该小说单行本上册分别于1946年10月被东北书店重印，1947年2月被新华书店重印，同年10月被苏中韬奋书店重印，后又被大连大众书店重印。
      新中国成立后，《吕梁英雄传》全书先后被北京新华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通俗读物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出版发行或重印。同时，它还被翻译成日、俄、朝鲜、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外文，在国外出版发行，总印数200多万册。“文革”结束后，马烽、西戎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又对全书作了校阅、修改，于1977年底重新出版。1992年5月，山西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马烽、西戎“人民作家”荣誉称号，以表彰他们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和作出的重要贡献。
      ◆连环画《吕梁英雄传》。
      2005年8月，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由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中共吕梁市委、市人民政府和山西省广播电视总台根据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联合摄制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再次掀起了人们重温这部红色经典小说的热潮。在将小说改编为电视剧本的过程中，马烽付诸了大量心血，一心想着要把以前小说中不满意的地方都改完善了，“每个人物怎么样改，故事怎么样改，他都要和张石山（电视剧《吕梁英雄传》编剧）细细地说。”直到马烽于2004年1月逝世，他的书桌上还堆满了《吕梁英雄传》电视剧本的修改意见。
      《吕梁英雄传》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解放区第一部反映全民族抗日的长篇小说，堪称为全民抗战的一部不朽的史诗，其思想意义在于：一是形象地反映了人民大众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功绩；二是真实地描述了人民大众觉醒的过程；三是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八路军在抗战中的作用。
      ◆《吕梁英雄传》剧照。
      该小说的艺术成就和深远影响，已为业界所公认。建国后，从王瑶编著的1954年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开始，在数十种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著作中，马烽与他的小说创作，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章节。在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文学史教研室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初稿·下册）中，对《吕梁英雄传》给予高度评价：“这部作品和我国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血肉关系，小说的重大主题和动人的英雄事迹是通过为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如生动曲折的情节，富有传奇性的场面，章回体的形式以及通俗的语言等表现出来的，这也是它深受群众欢迎的重要原因。这些特点一般都做到较好地为内容服务，特别是故事情节的描写，作品没有为表现惊险场面而故弄玄虚，每一个战斗场面的安排，都是围绕着主题思想而展开的。” 
      在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如此写道：“影响更大的是马烽、西戎合作的长篇《吕梁英雄传》与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分别描写了吕梁山区与白洋淀的农民游击战争，人们很容易联想起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以及《水浒传》《儿女英雄传》这类的‘英雄传奇’小说。”杨义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解放区小说”一章中，专门设立了一节：“马烽：从新英雄传奇到乡土写实”，对马烽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小说进行了宏观评述，著者称：“马烽、西戎是四十年代中期晋绥文艺界同时脱颖而出的文学双子星，在其后的发展中，马烽具有更坚实的文学实力和成就。”1951年，日本学者三好一在《吕梁英雄传》日文译本后记中写道：“我在读这部作品时，便想到一定要尽快让日本国民读到这本书。理由之一，是想让日本的同志们再一次认真地反省一下我们日本军过去在中国大陆上究竟干了些什么事？再者，是想让知道中国人民过去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做了如何英勇的斗争。过去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以及现在我们日本人民在亚洲所处的境地——翻译着这部作品时，我也深深地思考着这些问题。”作为一个曾经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痛苦的日本民族的一员，能够选择表现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吕梁英雄传》，翻译给日本人民进行反省，更加充分说明了《吕梁英雄传》的价值和影响。 （熊坤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