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張达明1940年回到延安后，在中央军委三局、枣园电台任报务员。
      1941年3月受中央社会部派遣，赴绥察地委做电台工作。父亲只身一人从延安出发到兴县，后经晋西北军区在白如冰同志带领下约30人及一部电台，经偏关、右玉、凉城、丰镇等地奔赴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在绥察区委任电台队队长。

1940年，张达明从新疆回到延安的留影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是李井泉1938年奉命率八路军120师李支队挺进大青山地区，在缺衣少粮、弹药匮乏、远离后方等极其艰苦条件下建立政权，坚持武装斗争直到抗战胜利。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它是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根据地的北方屏障，又是中共中央联系苏联和蒙古的国际秘密交通线，具有牵制日军进攻大西北和我军战略反攻的重要战略地位。
      绥察区委当时除巩固发展扩大抗日根据地，打击日伪军、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及叛徒胡定良的偷袭扫荡外，还要为党中央提供绥察地区的全面情况及日本人可能向北进攻蒙古、苏联；向西进攻宁夏的行功；并做好对日伪军、傅作义部的敌伪军工作。做好发动群众工作，扩大我党在整个地区的影响。父亲张达明的具体工作是带领电台队的13位同志，每天为《绥察日报》抄收延安新华社明码电报新闻；监听苏、美、英、日等国及伪满洲国的简明新闻广播，并将其中主要新闻内容记录下来交领导参考；每天与延安、晋西北军区及下级进行电报联络。
      1941年由于日本鬼子 "烧、杀、抢" 的三光政策，对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大青山条件非常恶劣，游击队员经常是一、二十天见不到一粒粮食，在山洞里睡在林子里吃。吃草根、树皮、树叶、野菜、野果充饥，晚上在山洞或在树上睡觉。风吹日晒雨淋，游击队员们人人面黄肌瘦。冬天更是难熬，大雪封山能吃的野菜、草根几乎找不到，防寒的冬衣被敌人扫荡时搜走了，游击队员们只能依旧穿着单衣，顶风冒雪打鬼子。为了躲避敌人，保存实力，与敌人展开持久的游击战，游击队经常是一天要换几个地方，来回移动，常常转山头，钻桦树林。山里还有狼，除了与日伪军周旋，还要提防野兽的袭击。
       为了适应游击战的需要，化整为零，便于行动。绥察地委将人员分为两个部分：张达明带领电台和绥察日报约20位同志，另外一部分机关干部约15人由地委书记王聚德带领，两部分分别、相互配合活动，每天各派交通员联络、交换情况，保持联系。这样坚持了几个月。
       1941年10月25日，绥察区委社会部部长兼绥西地委书记王聚德和游击队长高凤英带领部分机关干部、游击队员在固阳一个叫万家沟村小火烧的几个窑洞宿营时，由于叛徒胡定良的告密，日伪军派了12辆卡车对小火烧重兵偷袭。王聚德等12位同志壮烈牺牲，被俘2人，所有机密文件丢失。只有一个15岁叫焦其子的勤务员因掉进煤坑里，末被敌人发现。他跑出来了，找到距离小火烧约15里地外的张达明部报告。得到消息后，父亲立即组织前往救援。待父亲等7人赶到现场时已经晚了，只能在废墟中检查损失情况，全部文件已经烧毁，掩埋了12位烈士遗体，收留了15岁的勤务员焦其子。
      父亲立即决定与延安联系，但三、四天后仍然无果。父亲决定用从延安带来的密码与延安中央社会部联系。（父亲张达明用的是从延安带来的密电码。此密码只能在紧急情况下方可使用。他为了确保密码安全，防止丢失，将密码完全背下来记在脑子里）。延安复电："由姚喆同志去接收并另行安排。" 同时更换了电台密码及波长并要求按新的密码回复。父亲按照更换后的电台密码、呼号、波长、联络时间，向中央详细报告了王聚德等同志的牺牲经过。这就是有名的"小火烧"事件。  
       11月22日，父亲张达明和吴凯、张仪所带2部电台、人员与绥察日报社人员、油印机、马匹由120师骑兵支队司令员姚喆接收。电台与骑兵3团电台合并，经领导批准决定继续使用原骑支3团的电台，将原绥察地委电台暂作备用，父亲带另外两人将这两部电台隐藏在德胜沟东面约20余里的悬崖上。12月父亲接替王恩清同志，任骑兵3团电台队队长。
      1942年7月至10月，大青山一带伤寒病流行。驻扎在德胜沟的（司令部、教导队、行署、骑支三团团部）约300人几乎都染上了伤寒病，仅有约20多人未被染上。染上这种病就要隔离，就是转移到各个山头单独居住，药品很少，全凭自己的体质熬，好了就活下来，好不了就死。父亲不幸也染上了伤寒病，单独一人带一些粮食在一个山洞中隔离，每天自行找一些野菜和着粮食吃，釆来一些草药自行治疗，三个月才好。有很多人没有熬过去，人员损失很大。
      电台的两名报务员也染伤寒病隔离了，减员两人，又没有人员补充，于是父亲一人顶起三人的工作，每天收发、监听18、9个小时，经常是饭端到跟前了都忙的顾不上吃，也睡不了觉。他以坚强的毅力超负荷持续工作三个月之久。这期间工作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我父亲的身体却因此落下了严重的习惯性失眠的顽疾，经常是入睡困难，即便是睡着了也很快就又醒了，再想入睡基本不可能，犯病时3至5天不睡，非常痛苦。这失眠的顽疾长期困扰着父亲，直到解放后几十年还经常失眠。
      在日伪军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大青山物资供应匮乏。电台用的5瓦的干电池极缺，市场上也很难买到。为保持与上、下级联系畅通，父亲就将收集的废旧电池利用起来，在电池上打一小孔灌进盐水或用盐水浸泡，使废旧电池还可以用一阵子，这个办法在关键时刻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父亲1943年7月调入晋绥军区，在陕西神木县彩林村参加整风学习，任学干大队副组长。

1944年，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部电台队长，张达明在山西保德县留影   

      1944年1月调任延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通讯队班长；9月任晋绥军区司令部任电台区队长；11月任第二军分区司令部电台队队长兼县、旅电台队长。奉军分区司令员许光达面示：" 要设法侦察府谷、榆林、宁夏的情况 "。于是抽出一部收报机并指派封文起同志等二人专门抄收府谷、榆林之间傅作义部队的来往电报，破译其密码，了解国民党军政情况。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的第6天，父亲张达明接到晋绥军区命令，为呂正操司令员率领部队去东北接收，需为其配备电台和人员。父亲立即组装好一部15瓦的发报机，并调试出符合我军当时通用的波长范围，并且配备了天线、收报机、15瓦手摇马达、电台备用件等。任命报务员冯世祯同志为电台队队长，并让他自选一名报务员，如期送交呂司令员开赴东北。后来，经过半个月的通讯联络，证明这部电台质量较好。
      1945年11月，任雁门军区电台队队长兼司令部电台队长。

 

解放战争期间张达明（右）与战友合影

      1946年5月任晋绥边区行署公安总局电台区队长兼总局电台队长，6月晋绥军区致函公安总局："张达明同志评为旅级，阅读省、军级文件，中灶待遇，月津贴48元。"
      1947年3月任晋绥行署电台区队长兼行署电台队长。
      1949年2月调中央军委三局材料科任科长，6月赴北平接收邮电部，7月调长途电信总局器材科，参与建设以北京为中心的长途电信网。

（责任编辑：冯亚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