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春，父亲与汾阳县城内的七位八路军情报员，在汾阳县城内洪炉台召开秘密会议，不料被汉奸告密了日本鬼子。我父亲为了掩护这七位革命同志迅速安全转移，他沉着冷静，坚守据点，不幸被捕。这七位同志中，其中有侯天真的父亲侯富有，侯天真至今与我保持联系。日本鬼子把我父亲作为“共党嫌犯”，扣押在日本宪兵队，历经百般酷刑，被打的皮开肉绽，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但父亲仍然咬紧牙关，强忍疼痛没有出卖一位同志，没有出卖任何情报。日本鬼子关押审问我父亲一年之久，一无所获，1942年春被日本鬼子刺杀在汾阳城郊的荒野里。父亲遇害后，敌人不许家人收尸，我父亲的屍体至今不知下落，这等血腥暴行，罄竹难书。父亲就义时年仅40岁，时年我的母亲3９岁。

      １９６６年底１９６７年初，我回汾阳时见到了被管制的“五类分子”邻居殷玉良，他是日本鬼子统治时期的警察。殷玉良对我讲，１９４２年他就在我父亲就义的现场，我父亲对他说：“看在朋友的份上，你给我个痛快。”于是殷玉良给刽子手讲了一下，刽子手用刺刀在我父亲心口上直接刺了一刀而毙命。这就是我父亲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我的母亲雷贤云，1904年１月16日出生于汾阳城内一个书香门第家中。她酷爱读书，思想进步，性格坚强，正直善良，乐善好施，关心国事，积极投身革命斗争。青年时代被汾阳县中共地下党组织吸收为交通员，经常出没于孝义、汾阳的宋家庄、浴道河、李家庄、普会村一带传送情报，出色地完成了革命任务，多次受到地下党组织的表扬。据家母讲，她担任交通员时期，经常是由我父亲把情报交给她，她再将情报亲手交给侯天真的母亲。侯天真的父亲侯富有是孝义人，直到临终之前才对其老伴及子女讲出，１９４１年八人在汾阳洪炉台开秘密会议，由于雷世恭的掩护，他们七人才脱离险境，而雷世恭却遭被捕，受尽折磨，最后死于日本鬼子的屠刀之下。他是我们七人的“替罪羊”，他是真正的抗日英雄。
      我父亲牺牲后，我母亲哭天喊地痛断肝肠，强忍着失去丈夫的悲恸，擦干眼泪以赢弱的身躯支撑起了这个苦难家庭的大厦，独自挑起了养育四男三女的千斤重担。当时不少好心人劝她另行改嫁，谋求生活出路，但都被她一一婉言谢绝。为拉扯大这七个孩子，她含辛茹苦，受尽熬煎，呕心沥血，无怨无悔，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幸福和健康。她常常教育儿女：你们要好好读书，好好做人，好好做事。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继承先辈遗志，做革命的接班人。

      我母亲自强自立，意志坚韧，乐观自信，很有远见卓识。1948年夏汾阳解放，当年8月母亲同时把15岁的三女儿雷恩娥（按本家兄弟姊妹排行我称四姐，以下大哥、三哥、六哥均是按此排行称呼。四姐参军后改名雷绮林)和13岁的三儿雷光（雷守信)送到了部队，走上了革命道路。
      三儿雷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七师入伍参加革命工作，1952年12月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1956年2月，复转安置到太原市第三人民医院。
      三女儿雷恩娥入伍后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独立二旅青年学校学习。1949年，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独立二旅青年学校改为第一野战军三军七师，1952年改为第一野战军一军七师，并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集体入朝作战。1955年4月回国，她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后被分配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任厂长秘书。
      我母亲是一位平凡的东方女性，她如一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长起了一片森林，同时她是一位伟大而神圣的母亲。我们兄弟姊妹没有辜负母亲的教养，无论是在校还是工作以后，都能刻苦学习，增长知识。大哥雷守刚，是太原电讯局高级技师，三哥雷守勇天津大学副教授职称，六哥雷守信副主任医师，四姐雷恩娥北京师范大学肄业，我山西医科大学毕业主任医师职称。我母亲也获得了高寿，2003年7月30日，我母亲寿终正寝，享年100岁。母亲是我们的第一位恩师，是全家的功臣，她是我们心中永恒的丰碑。
       父爱如山，母爱如海。父母亲的革命情结和爱国情怀，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我们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紧跟新时代，永远向前进。

（责任编辑：冯亚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