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大型文献纪录片【中央后委在临县】 摄制组赴京采访老红军王定国      
告别边区
王定国
八年抗战建延安，撤退边区泪涟涟。
诱敌深入战略好，坚壁凊野工作艰。
军民情深难分手，互嘱保重莫挂羍。
待等胜利反攻日，打回陕甘再团圆。
（1947年3月7日）
临县后甘泉
王定国
住在临县后甘泉，
杨树成林水也甜。
敌机轰炸日三遍，
山高洞深任敌旋。
（1947年）

贺总送梨
王定国
贺总工作忙，不把老人忘。
亲自送油梨，阶级情谊长。

（1947年10月）

      2017年，摄制组专程赴京再次采访老红军王定国

      1947年1月，组织上将我调回参议会做支部工作。为了迎接革命胜利的到来加强法制建设，中央成立了法委会，成员有王明、谢老，何思敬、李木庵、陈瑾昆等。
      法委会是在原法制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任务是起草宪法和各种法律。我任支部书记。支部工作的任务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组织力量以保证法委会工作的完成。吴均、杨华、牛经乐、陈友群等那时是委员，我们在工作中配合较好。
       这时，国民党准备进攻陕北边区，延安各单位都紧急动员起来，搞坚壁清野，我们单位的文件和档案等，都送到安塞的真武洞隐藏起来。到了1947年1月，人员也开始往真武洞转移，单位只剩下谢老和我们不多的几个人。
      1947年3月7日，中央决定法制委员会一起往东撤离。撤离时，我们只能把谢老的日记、文件和孩子们带上外，其他许多东西只好丢弃，把真武洞的窑洞出口封闭。
      我们法制委员会总共100多人一起东撤，路过延安飞机场时正好遇上周恩来和董必武、邓大姐等中央派往南京的代表团撤回延安来。
      我们这支队伍里老人多，还有小孩子，又有文件等等，行动困难，速度也快不起来。我们渡过黄河，在1947年4月到了山西临县后甘泉这个地方停下来。

      这时，组织上调来了不少工作人员，其中有一批知识分子，大家都愉快紧张地工作在一起。
      从1947年5月份开始，我们在后甘泉村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由王明负责领导我们。由于当时指导土改工作很“左”，出现了不少偏差，具体负责我们土改的王明更“左”得出奇，只有100多户人家的后甘泉村，划成地主、富农的竟占45-50％之多。打人、扫地出门，有许多越轨的行为，使许多人逃亡流浪，中农利益也受到侵害。谢老对此很不满意地说：毛主席讲农村阶级状况是两头小，中间大，现在把中农也搞了，要失掉群众的。

专访老红军王定国

      在工作人员内部也搞査祖宗三代，成份不好的要靠边站，甚至被夺权，而一些没有斗争经验的知识分子，听信王明的指示，也十分偏激，劲头很大，搞得很“左”，唯恐人家说自己不革命。谢老十分着急，向我交待并说：“王明不了解中国情况，中国是穷人多，我和王明过黄河回去找毛主席汇报情况，这样下去不得了。”
      谢老和王明过黄河，到神泉堡汇报法委会的工作和宪法起草情况以及土改中的问题。毛泽东认真听了汇报，他表示同意谢老的意见，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决定立即纠正土改中的过左行为。这时王明也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
      回到后甘泉村，我们立即按毛泽东意见进行纠正，但困难重重，外面要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内部要统一思想和行动，解决意见分歧。在纠正中难度也非常大，因为，有的人死了，财产分了，房子被占了，人也赶走了。这要一件件落实，责任重大。首先得把人找回来，而找人就很费力。
      有过这样一件事，临县有一位烈士，生前是个团长，因查三代成份，把他家抄了，他的坟也挖了，墓碑砸了。在纠正中、谢老亲自出面为烈士重新建坟、竖碑、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总算挽回了影响，使土改工作健康发展。
      我们在后甘泉村住了一年多的时间。1948年4月间才离开。
      1948年5月，我们法制委员会来到了河北平山县，党中央在西柏坡，我们法制委员会住在李家沟。这时华北地区大部分解放，石家庄也将回到人民手中。中央开始筹划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决定谢老当司法部部长，法制委员会的工作由王明接替。

      我随谢老进入石家庄后，住在石家庄市委办公室、宿舍在一起，我还是担任谢老的秘书。虽然经过数次补习文化，但总感到底子还是差，我自称是“不识字”的秘书。我动手组织机要科，建立文件收发、档案管理等制度，以保证司法工作的展开。
      这期间又经历了傅作义要攻打石家庄的事件，我们撤退到山西阳泉。后来傅作义没攻打，我们又返回来。虽又过了一段动荡的日子，但动荡即将结束了，因为平津战役已接近尾声，北平即将解放，我们要进北平了。

      1948年11月，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为进入北平做好准备，在河北省平山县区子村，举办了司法训练班，晋察冀边区各县司法干部、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全体工作人员都参加了。

(责任编辑：冯亚秀）